其陈旧的民法学理论断言要隐藏所有制主体，根本没有考虑到法定的物权关系是不能随意隐藏的。容易隐藏的，应当是意定的物权关系对象，即一般流通领域中的财产关系对象。农村几亿农民的农用地使用权从哪里来到哪里去，物权的设立、变更、转移、消灭是个什么状况，物权的确认、保护、利用与规范、调整、限制应当怎么规定等等，这是物权法本职工作之所在，物权法有这样的内容丝毫也不奇怪。
物权法关于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规定，基本上是沿袭农村土地承包法的，其中也有一些新的规定。说到农村土地承包法，到底是公法还是民法呢？说它是民法，却相当于农村土地管理法，行政法即公法的色彩也相当浓厚；说它是公法，却完全是农民式的民法。总之，可以说它是半公法、半民法的一类特种法律。
既然如此，既然农村土地承包法可以搞成半公法、半民法的形态，那么，为什么物权法不能搞成半公法、半民法的形态呢？
每个国家的民法典中都有不动产登记法，从这个意义上说，也不见得是一种纯粹的民法。确切地说，完全是一种半公法、半民法的民法。这么说来，物权法只要存在不动产登记法的内容，必定是一种半公法、半民法的民法。
二则，发生了公法与私法概念性误判。
在法学界，划分一下公法与私法，不是不可以。问题在于，每个国家的国情不同，每个时期的法律关系有所调整，只能是恰到好处地运用这种概念，不能在这个问题搞形而上学和机械主义。
不过，有的专家学者以传统民法或者传统物权法学者自居，一律断定所有的民法都是私法，继而推定物权法中出现公法的内容“不合理”或者“不合法”。事实上，不是所有的民法一律是私法，某些民法形成半公法和半私法形态、或者部分地融入公法形态并不稀奇，尤其是经济基础公有制国家的情形更是如此。中国几千年来盛行公私法、民刑法诸法合一，近代以来进行改进是有必要的，但将公法与私法完全切割开来是不可能的，也是没有必要的。至于社会主义的物权法，公法与私法、民法与商法相融合不是坏事，完全是好事，否则就不符合中国的立法要求和立法标准了。
公法与私法，这是罗马法创导的分类方法，对于厘清不同性质的法律关系是很有必要的。这是为法律所保护的利益，或所调整的社会关系而作出的法律分类。早期的法律都是公私不分、民刑不分，诸法合一，后来发现有不便的地方，故法学家们对此进行了改进。
所谓公私法的理论，就是一种游戏规则的理论。这种理论只是相对真理，不是绝对真理。倘若要把公法的对象与私法的对象完全划清界限，那是很不容易的。以国家财产而论，有些是固化形态的，有些是变化形态的，其中有很大一部分是通过分配关系变成私有财产的。国家的部分财产也要保值增值，也要参与市场交易与流通，国家法人也要与一般民事主体那样的参与竞争，完全由公法来包揽一切是行不通的。
所谓公法，我国一般是指现行的宪法、行政法、行政经济法，还有一些政策法规等。这些公法以保护公共财产为主、以保护私有财产为辅，以调整特定社会关系为主、非特定社会关系为辅，当然还有一些“半公法、半私法”形态的公法。其主要特征是，以法定性、强制性、惩罚性为主，以教育性、可协商性、适当通融性为辅。有些公法根本没有弹性的余地，有些公法只是少量的弹性余地，主要目的是限制公民的自由形式的。
所谓私法，我国一般是指婚姻法、继承法和合伙企业法、个体企业法、个人公司法等。前两者是物权法和人权法范畴，后三者是企业法和产权法范畴。其主要特征是，以意定性、趋利性、协商性、通融性为主，以教育性、惩罚性、半强制性为辅。有些私法是完全弹性的法律，当事人之间可以讨价还价，一些非原则性的关系与小的利益关系还可以私了等等。
有些传统的民法学家喜欢将民法一律说成是“私法”，继而批评现行的物权法这种民法“不合理”或者“不合法”。这是另外一种形而上学的微观物权法理论。倘若仔细考量，确实有相当一部分的民法和旧式物权法是私法。
问题在于，私法的界限到底在哪里？旧西方世界的标准和新东方世界的标准是个什么样子的？这里面确实有许多值得商榷的地方。现实情势下，多数法理学家讲民法却不讲私法，立法专家讲私法的更是难得一见。
罗马法权威专家乌尔比安认为，私法是有关个人利益的法律规定。它包括了公民之间财产与人身的一切关系。对照上述观点，中国的农民也是公民，并且占全国人口的大多数。那么，中国农民隶属于集体所有制这种公共所有制，是亦公亦私的财产权主体，公法和私法都可以分别规定这种人“公民之间财产与人身的一切关系”。这种所有制之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是混合在一起的，仅用公法来规定，或者仅用私法来规定，肯定都有不周到的地方。
罗马法对私法还这样划分法：在罗马法中，侵权行为即“私犯”法所调整的关系还包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