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金融危机之前，韩国的不良贷款率已经超过了20%。韩国银行的资产结构差劲到了这般程度，实际上已成为一颗大地雷，说不定什么时候就会被踩响。外国银行看出这一点，难怪会如此绝情，唯恐避之不及。
张子剑嘿嘿的笑笑起来，他想到了一个大坑，这事一个循环的坑，用国家贷款，他在用地方向银行贷款，想办法弄成坏账或者私下收购一家韩国企业，到时候不断的向银行贷款，这家企业还要半死不活的，等到快破产的时候，向银行贷款，不给贷，好办啊！先前贷款换不了，只能像韩国央行似的，新债还旧债。不过韩国政府很不地道，或许为了支持韩国的银行继续让他存在着严重的弄虚作假，谎报数据的行为。为了文过饰非，各家银行都尽量少报坏帐。采取各种手法来欺上瞒下银行的不良贷款数目要比他们报告的数字高3~4倍。直到接近2000年还没有弄清楚在金融系统中究竟有多少不良贷款。在亚洲金融危机席卷而来的时候，外国金融机构很快就察觉了韩国的问题。巨额外债和不良贷款是韩国遭遇金融风暴的两个重要的预警信号，可是，在金融风暴之前韩国朝野都没有明确地得到这些信息。韩国的教训证明，在金融危机之前，绝对不能轻信政府官员的声明。
无论是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还是韩国，几乎所有的金融官员在金融风暴之前都断然否定国家正面临危机，甚至作出了非常乐观的估计。在1997年11月时，韩国的经济形势已经非常恶劣，甚至韩国高层官员出面依然否认韩国会遭遇到类似东南亚国家的金融危机。政府表声明说：“韩国绝对不会成为另一个泰国或者墨西哥。很难想象韩国经济会崩溃，这种猜测不切合实际”。就连当时韩国的总统也在各种场合下为金融部门打保票。结果，在有可能从容不迫地推进金融改革的时候，韩国政府不仅没有实施任何具有实质意义的改革，反而放纵八大财阀进一步扩张，最后，导致对金融局势的失控。
负责财经的官员散布乐观消息，并不一定是要愚弄民众。为了稳定人心，他们用心良苦，情有可愿。但是，金融风暴毫不留情地把这些政府官员弄得非常尴尬。遭遇金融风暴之后，激起了民众对政府的不满。要稳定金融市场就必须要恢复人们对国家的行政能力和金融系统的信心。正因为政府和银行官员讲的话和事实不符，人们不再相信政府和银行的承诺。当政者遭遇到信用危机，必须面对现实，承认错误。要恢复政府和中央银行的信用就不能不追究责任。往往财经主管官员首先辞职，最终，连政府首脑也要下台以示负责。韩国财经院长及其他高级顾问多人辞职。执政的新韩国党在大选中败北。新总统金大中临危受命，上台之后毫不客气，把300多名贪污或失职的财经官员和银行总裁关进了监狱。金大中在美国国会发表演说时指出:“韩国危机的原因是很清楚的。我的前任没有实行民主和市场经济。政府与大企业勾结，政府过多干预经济，贪污**盛行，大量借贷使得韩国的银行和企业非常脆弱。”
从这一条上张子剑想到的是**高层，甚至培养一部傀儡官员，可惜韩国政府官员，甚至银行高层并不像小日本那么好糊弄，是在不行从日本弄几个妞过来，自古美人计，你就在高的官，只要被抓到把柄，还不乖乖就范，所有贪官污吏也不分国界吧！韩国的教训还证明，也许只有更换政府财经负责人，甚至更换国家最高负责人才能够为改革铺平道路。但是过度频繁地更换财经负责人，对经济发展也很不利。韩国在5年之内换了7任总理(泰国在10年里换了9任首相)。新官上任，还没有站住脚就被赶下台，谁也顾不上正在恶化的经济危机。
只有在金融风暴之后，韩国那些吹牛拍马的所谓经济学家声名狼藉。那些曾经及时发出警告信号的经济学家感慨万分，非常后悔，为什么当初没有能够采取更多的措施以唤起民众的危机意识。在九十年代，韩国总统金泳三政府产业政策的特点是政府主导金融机构。政府、财阀和银行三者紧密结合，利用各种手段来扶植大企业集团。韩国政府的产业政策保证财阀能够对新兴工业进行大量的风险投资。和50年代和60年代的日本一样，韩国成功地实现了产业升级。韩国财阀在不长的时期内已经成为国际市场中高技术工业市场以及钢铁业、造船业、汽车工业和半导体工业上有力的竞争者。 可是，韩国的产业政策也造成了企业和银行的双重扭曲。
韩国产业政策造成了很高程度的垄断，破坏了市场机制和公平竞争环境。1994年韩国最大的四家企业集团：“现代”、“三星”、“大宇”和“乐喜金星”的资产占韩国所有企业资产的22％，销售额32％，全国外贸总额的47％。由于在国内市场上缺乏公平竞争，使得韩国大企业脱离了国内市场监督，丧失了自我完善，及时改正缺陷的能力。
政府为了实现产业升级的目标给予大企业大量补贴和贷款使得企业预算约束软化，严重地扭曲了企业的行为。由于大企业获得资金的成本很低，促使他们过度投资。由于政府承担了投资的风险成本，从事冒险投资总能够得到较高回报。企业为了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