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许多以写人物为主并堪称经典的作品，当我们提到它们时，都会说它们留给我们的印象是深刻的，觉得就在提及的那一刻，作品中的那些人物又全都立即复活，眉须毕现、呼之欲出，然而，当我们试着去复述时，我们则无法进入具体的情景，我们只能抽象地、概括地去说那些人物，偶尔说到一些细节。但，他们又分明活在我们的记忆里。比如说《边城》。说到它，我们马上想到翠翠与她的祖父。他们的形象十分鲜亮。但这部小说却又是那么不容易被我们所复述。这一切说明了以写人物为主的小说是可以不必讲究故事性的。只有故事是可以被复述的。假如那个人物也是可以被详细复述的，那么必定是那个人物生长于一些出色的故事之中。
到了现代主义这里，则将重心转移到了人物的心灵世界。心灵世界，这是现代主义留给小说的一笔丰厚的遗产。
在现代主义诞生之前，心灵世界是被深埋于地下的千年中国编钟，我们是听不到它的声音的。我们没有意识到这部分存在，就更谈不上意识到它的价值了。小说没有注意到它，年复一年，它就沉卧于岁月的荒草之下，白白地被腐蚀着。现代主义在一片严谨的秩序中脱颖而出。它避开了传统的眼光，将注意力内收，此时，它发现了这个神秘的、丰富无边的、一言难尽的心灵世界。
从前的小说不是没有写到内心，写到了，西方小说还以自己长于心理描绘而洋洋得意，但那是一个被秩序化了的内心。一切心理活动都是有序、有条理的，写它的方式也是格式化了的。这是一个被小说家因刻划人物的需要而改造甚至是歪曲了的内心。心灵在实际状态中，根本不是这样按部就班、有条不紊地活动的，它所包含的内容也绝非这样少得可怜。
这是一个灰色的世界，甚至是一个黑暗的世界，越是底部就越是黑暗。但，它经常闪耀着亮光，这种闪耀是无规则的、混乱的、难以把握的。当人类已经可以叙述十分复杂的物质世界时，却至今也说不清楚心灵世界。我们无法追究过去的小说究竟是因为了什么而未对心灵世界加以关注，难道就是因为它的混乱、无从把握吗？
巴尔扎克传统终于受到了怀疑。现代主义的小说家与批评家们开始调侃“神圣”的人物时代：“在那全盛时代，小说人物真是享有一切荣华富贵，得到各种各样的供奉和无微不至的关怀，他们什么也不缺少，从短裤上的银扣一直到鼻尖上的脉络暴露的肉瘤。”他们指出，从前的文学评论家们只会干一件事，那就是引导小说家们走巴尔扎克之路，去“叙述一个故事，从这故事中可以看见一些人物在行动与生活”，他们指导小说家们，“一个名副其实的小说家必须能够‘真信’自己所塑造的人物，这样才能使他的人物‘栩栩如生”而且具有一种‘小说丰满的形象’”。但是现在──他们宣布道，这个时代结束了，“现在，他（指人物）失去了一切：他的祖宗，他精心建造的房子（从地窖一直到顶楼，塞满了各式各样的东西，甚至最细小的玩意）、他的资财与地位、衣着、身躯、容貌。特别严重的是他失去了最宝贵的所有物：只属于他一个人的特有的个性。有时甚至还有他的姓名也荡然无存了。”代之而起的是高深莫测、可被无穷开采的人的心灵。心灵本是人的一部分，但过去小说中的人物却并不包括其心灵。
以人物的心灵作为重心的构思，是一种颇为抽象的构思。小说家不可能像在构思故事或构思人物那样，在脑海中或在纸上画出一条明晰的线索。因为心灵的特点就是一派纷乱。各种念头、各种情绪，争先恐后地涌出，像挤在一条狭小街道上的闹市，人头攒动，一片嘈杂。小说家咀嚼着“结构”这个词，内心一片惶惑。他实在不知道以心灵为重心之后，他的小说究竟该是一种什么样的结构。将要写成的小说无所谓结构──无结构也许就是它的结构。故事小说也好，人物小说也罢，都有一定的章法，其运行都有一些基本的线路，而心灵小说则无从确定。心灵一旦打开，就如同草原上的栅栏被打开，无数头饥饿的羊蜂涌而出、四下乱窜。小说家有一种措手不及的感觉。他刚刚抓住一个念头，但另一个甚至是另一群念头便奔涌过来，将这个念头一下子远远挤开了。他感到无可奈何，最后只好由着羊群散漫地向天边流动而去。
对于心灵，小说家只能有一个大概的意图：通过心灵的释放，完成一个什么样的目的。他不可能描绘出小说的图形，他只是要费一些脑筋，确定下如何结构这种小说的原则。他明白，写这种小说，具有很大的随机性，写完这一部分，再写哪一部分，事先是无法确定的，只有等到进入具体的写作过程，才会有一个排序，而这个排序很可能也是毫无道理的。写这种小说的刺激性，是在进入真正的书写过程之后。
这种写作肯定是不连贯的，就像我们的心灵在活动时从来就是不连贯的一样。是一些碎片，像淘金者看到的在水中飘忽不住的金属。这些碎片互相切割，使所有的具有一定长度的思绪都被切割。这些碎片散落在小说的空间里。但小说家并不发愁，因为他有“读者自动联结”的原则所支撑。读这种小说的读者也是用心灵去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