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任何一丝缺点。
然而正如世上没有完人一样，金庸的作品也同样有一些瑕疵，只不过要看出这些需要眼光，说出这些需要勇气，而认同这些需要理智。
首先，金庸对于恩怨事件的了结，经常突出表现“受害者选择拒绝惩罚加害者思维”，很少有“加害者选择停止加害思维”。这是一种弱者式的、夕阳式的思维。在他的书中，几乎所有的受害者，最后都选择了“只要我自己变强，别人不来惹我也就罢了，我还是不要去报复的好，就算要惩罚，他也总会有别人去惩罚的”的老年人思维，加害者很少受来自受害者的直接惩罚。这种思维，当然是维护现代社会长久和平必不可少的一部分。但是，如果过分推崇这种思维，却容易导致整个社会弥漫一种心理过分老龄化的衰颓气象。最起码当年梁启超就是因为看到了这种老化式思维的危害，特地写了一篇《少年中国说》。
如果过分强调这种受害者首先去原谅、去理解加害者的思维模式，容易潜意识地对加害者产生降低行恶成本的鼓励作用，甚至导致其对加害别人或别国理直气壮，拒不道歉，满脑自我舒缓“你自己都承认，你之所以被我打是因为你自己弱，那当然是你自己的错”。同时，这种模式也容易让善良的人们不自觉地远离“人若犯我，我必犯人”式的强者威慑思维，导致其总爱去想“人若犯我，我则避之；无须报之，天必惩之”，只知以自我退让的方式求得和平，把惩罚罪恶的希望寄托于别人身上，或是某种无可捉摸的“天道”。
可是“天道”怎样体现？“天道”还是需要一个个的人来实现。如果人人都去把希望寄托于别人身上，那么“天道”如何实现？如果最直接受害的受害者自己，都没有去惩罚加害者的动力和勇气，而只选择了回避甚至原谅，别人岂非有种狗拿耗子的感觉？大家都这种心态的话，谁去惩罚恶人？这种回避式的思维习惯如果过于泛滥，结果就只能是闭关锁国，不愿和别人接触交流。另外，中国自宋以后，人民精神颓废，一个小小恶人就能横行乡里，与这种自我精神的颓废也是有关系的。本体精神衰退的人们往往特别希望有别人去惩恶，希望别人去为自己出头并替自己承担后果，这也导致武侠小说中描写宋代以后的特别多。
金庸的“夕阳”式思维还表现在，其书中几乎所有胸有大志的人都是反面人物，而正面人物经常是一些年纪轻轻便成天只想归隐、万事别找上门的人。这种主角与普通人的惰性本能最相融，他们最容易让普通人感到亲切，也最容易让普通人把其幻想到自己身上，自然也就为他赢得了无数的读者。但是，这种不遗余力的推崇平庸，也不可避免地会带来一些较为颓废的负面效应。
由于金庸本人崇佛，因此他的几乎所有作品，都在有意无意地引导读者去靠近佛学。在他的作品中，“感化思维”几乎一切通吃，再大的罪恶也可以被一个佛字一笔抹去，很少看到“药医不死病，佛度有缘人”般的辩证局限（大家可以去查一查，国内八十年代因《少年犯》而曾兴起的“感化教育”的结果）。
佛学是一种历史悠久的修行思想，其中的朴素辩证，甚至在几千年前就达到了很高的高度。但是，正如没有什么十全十美一样，佛学并不是万能的，而且佛学的消极思想在各种宗教中表现得尤其突出。应该说，蒙古、藏族、缅甸等民族的民族精神变化，未必完全是佛学深入的结果，但佛学在其中的影响是不容忽视的。同样，中国人的民族精神变化，也不能说与佛学毫无关系。因此，在金庸对佛学思想的宣扬上，很多人都认为有过度之嫌。
金庸的第二个特点，就是他似乎很喜欢选择华夏历史上特别消颓的时代，经常在大萎靡的时代寻找小奋起。在他的作品中，异族的君主几乎永远更英明，顺着异族的角度来看事物，似乎总是能更顺一些，更舒服一些。当然，这既可能与其佛学思想有关，也可能与其比较明了明清历史有关。
第三，几乎所有的金庸作品都有一个潜在的套路，那就是能赢得男主角之心的，一定是长的最漂亮的那一个；特别是金庸修改了其中唯一的例外《碧血剑》之后，“非最美女主角”们更是全军覆没，再也没有丝毫疑念。
对其任何一部作品，只要读者仔细看就能发现，无论最漂亮的那位美眉是何时出现、出现得么晚或多么早，无论见面次数是多是少，无论相处时间是长是短，无论本来是敌是友，无论多么无能或白痴……其总能一劳永逸地赢得男主角的心。因此，可以总结的一个普遍规律就是，一个姑娘之所以竞争不过别的姑娘，根本原因似乎就是因为她长的不够漂亮。这虽然很是有趣，也可能确实就是现实，但毕竟还是容易为一些评论家所诟病。
至于有人批评金庸的其他一些方面，如其书开始时过于平淡，又如离婚两次后开始写专情的杨过，等等等等，九头并不认为是什么文学上的问题。因此，金庸的问题其实主要都不是纯文学水平上的问题，而大多只是对其思想观点的评价。虽然读者当然可以从全方位角度来评价，但众口难调之下，金庸作为一个单独的作家，既没有必要，也不可能去做到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