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道”的观点看来，一切事物都是无差别的，人们对事物的认识本来就没有确定不移的是非标准。他说：“为是举莛与楹、厉与西施、恢忄危?怪，道通为一。”认为小草茎与大屋柱、丑人与美人以及各种怪异乘戾的现象都是同一的。他反对“道未始有封，言未始有常”，认为人的名、言、概念总是把事物分割开来把握，根本无法表达“道”。由于“囿于物”，受条件限制，人们不可避免产生“成心”，即主观片面的认识。有了“成心”，便自以为是，以彼为非，于是就产生了是非之争。庄子认为：“是非之彰也，道之所以亏也。”一切是非之争都是对道的割裂。而以“道”的观点来看，“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是非的区分是没有必要的。庄子的齐物论有见于运动的绝对性，却导致否定事物质的规定性；有见于知识的相对性，却导致否定是非标准，陷入相对主义和不可知论。
黄老学大约在公元前四世纪中叶从老子学说中分化出来。黄指黄帝，老指老子。黄帝是中国古代传说中“人神杂糅”的人物。战国中、后期百家托古，多集于黄帝。黄帝被说成是上古圣帝明王，是大发明家、大思想家，被尊为中华民族的始祖。齐宣王时(前320～前302)黄老学已盛行于世。这就是著名的稷下学派。黄老学的最盛时期在西汉初年，是“文景之治”，汉初政治经济文化政策的主要哲学依据。黄老学哲学思想的特点是：以气一元论继承和改造了老子关于“道”的思想，把“道”看成是客观存在的天地万物的总规律。稷下学派发挥了老子哲学中道中有物有精的思想，提出“精也者，气也者，气之精者也”，(《管子·心术上》)把“精”视为一种精微的气，即精气，认为天下万物及其变化都是这种气运动、变化的结果；并认为“人皆用之，莫见其形”“道之行也，鲧不得已”(《管子·心术下》)，强调道的客观必然性。淮南子提出道含阴阳，视道为阴阳二气的统一物，认为道主宰天地万物，实际上是阴阳二气主宰天地万物。但是，也有黄老学者仍然把道看作虚无的实体。
(二)“无”之道
有与无是中国哲学的一对重要范畴。“有”指具体存在的事物，也称实有。“无”指无形无象的虚无。在中国哲学史上，对世界的本体和本质究竟是“有”还是“无”，存在原则分歧。分歧的焦点是如何理解“无”以及“有”和“无”的关系。
“无”是道家哲学的本质特征。老子最先提出“无”范畴。《老子》说：“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一章)“天下之物生于有，有生于无。”(四十章)“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一”指天地未分时的原始物质存在，是“有”。道生一，即“有”生于“无”。“道”与“无”都是产生天地万物的本体。但是，“无”是对“道”的本质界定。对于这个“无”，一般认为是精神、理念，也有人认为是物质。《老子》又说：“有之以为利，无之以为用。”(十一章)认为“有”所能为利，是因为“无”的作用。“有”与“无”互相依存，“无”比“有”更为根本。老子论“有无”对后来崇尚虚无的思想有过很大影响。
庄子以“虚无”论“道”，将“无”解释为纯然无有，突出地发展了老子的虚无思想。他说：“泰初有无，无有无名。”认为作为宇宙本原的“无”即是“无有”。又说：“万物出乎无有。有不能以有为有，必出乎无有，而无有一无有。”(《知北游》)“无有”就是纯然一无所有。《齐物论》说：“俄而有无矣，而未知有无之果孰有孰无也。”“因其所有而有之，则万物莫不有；因其所无而无之，则万物莫不无。”认为有与无、存在与非存在之间的界限无法分清，一切都是相对的。庄子还提出“无无”概念否定了一切，认为只有连“无”也没有，才能达到绝对虚无的境界。
魏晋玄学是道家思想发展的最高阶段，也是“有无”问题讨论的最高阶段。“玄”这一概念最早出现于《老子》第一章：“玄之又玄，众妙之门。”汉杨雄《太玄·玄摘》说：“玄者，幽摘万类，不见形者也。”魏王弼(226～249)《老子指略》说：“玄，谓之深者也。”玄学即是研究幽深玄远问题的学说。主要代表人物有何晏、王弼、阮籍、嵇康、向秀、裴危页、郭象等。
魏晋玄学以辩证“有无”为中心。战国后期至西汉，黄老道家试图从理论上超越“道生一”和“有生于无”，因此他们讨论的重点不在“有与无”，而在“无为与有为”。魏晋玄学重新把“有无”问题提出来，并作为本体论范畴研究，出现了何晏(约193～249)、王弼“贵无说”与裴頠（267～300)“崇有论”的对立，随之又出现了郭象(约252～312)的“独化论”。何晏、王弼的基本论点是“以无为本”，“以无为体”，把“无”当作世界的根本，当作世界统一性的基础，当作“有”的存在根据。他们认为在形形色色的多样性的现象背后，必有一个同一的本体，否则多样性的现象就会杂乱无章，无以统一，并认为这个本体即是无。在他们看来，“有”不能作为自身存在的根据，必须依赖本体“无”。王弼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