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我把他碎好的石屑往筐里捡。有时娘也来帮忙，我们一家三人，一个早晚能碎出两三角钱。但离九月一号开学的日子越来越近了，确切的学杂费数字也出来了，得要四块二，我们还差一大截。如果爹娘全天来碎石头，要不了几天也能把学杂费凑齐，但那是不允许的，所有劳动力必须参加生产队劳动。这还是文革结束了，比过去放得松一些，允许你早晚来干点私活，要是早几年，你的所有时间都是公家的，一切私活都是资本主义尾巴，必须割掉。
过了几天，生产队放假。这是惯例，每年“双抢”结束后，都会给社员放半天假，一来可以适当休息一下，二来近两个月来，家里的事情一直没有做，也得要些时间来做。事情就出在这个半天上。爹娘带着我继续来碎石头，生产队也在那天放炮炸石头。不巧又出了一个哑炮，因为放假，刚好负责排哑炮的人没来。按规定，哑炮不排除，不仅不能放新炮，所有工作人员都不能离开，现场还不允许任何人接近。和我们一样在碎石头的人都集中在一个石头窖里，炮在另一边炸，本来跟我们不相干的。但哑炮长时间不排除，管事的人就问，“谁会排哑泡？排除了奖五毛钱。”
排哑炮不是闹着玩的，大家都不敢吭声。过了半天，这话就传到我们碎石头的这边来了，爹年轻时排过哑炮，听说这么容易就能挣五毛钱，他连忙去了。问明了情况后，他走近炮眼，他说只要拔出雷管或导火索就完事了。我和娘都跟着去看热门，也混在围观的人群里，躲进一个安全角落。娘还一遍遍地嘱咐爹小心。那一刻，我觉得爹真了不起，这么多人都不能做的事，他能做，我很自豪。结果在爹离炮眼还有几步的时候，炮响了。所有人都惊呆了，我眼睁睁地看着爹随着炮声飞向了天空，在最高处转了一圈后，又往下落，最后重重地摔在了地上。娘过了好半天才疯了似的叫了起来，她哭着，喊着，人已经瘫倒在地上。我也哭了，那一刻，我觉得世界末日已经来临了。
当所有的石头都掉下来后，所有的人都奔向爹身边。爹浑身是血，衣服和裤子都被撕扯成破布了，他躺在地上一动不动，任凭娘和我怎么哭着叫他，推他，他都没有反应。那一段日子，现在都记不起是怎么过来的。我只记得娘在床上躺了好多天，哭了好多天，她搂着弟弟妹妹和我一起哭，我也不记得爹的后事是怎么处理的。反正都是大队办的，大队还发给娘三十块钱，说是爹的抚恤金。这些钱，让娘攒着花了两年。
八
从那时起，娘就一个人拉扯着我们三个。好在两年后，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了，农民的日子过的好一些。我也在两年初中上完后，上完了两年高中。
看着娘一个人这么辛苦，我几次不想读书，我要回家帮娘。但娘不让，她说：“你爹唯一的希望就是把你们三个培养成材，现在你爹不在了，我要把这事做好，要不，对你爹没有交待。”从实行责任制后，娘一天到晚泡在我们家的八亩田地里，她总是全村每天第一个出工，最后一个收工的人。几年下来，娘晒的比男人还黑，比所有的女人都强壮，但她从不在我们面前叫一声累。在我高考前两个月，那天娘起了个大早，她拖着板车到镇上的粮站卖油菜籽。粮站在一个小山坡上，一车菜籽五百多斤，娘把身子弓得低低的，在坡上走斜线，一步一步往上挪。突然，一辆卡车从粮站里冲出来，开车的是个新司机，转弯没有减速，他把娘的板车撞翻了。娘也随车一起被撞到路边不省人事。当我第二天得知消息，赶到医院时，娘还没有醒。后来，娘醒是醒了，但落下个脑振荡和腰椎骨折。从那以后，娘丧失劳动能力了。她在床上躺了大半年，才能拄着拐棍下床走几步。我在医院里照料了娘一个多月，等娘意志清楚后，他说马上高考了，硬把我赶回学校。但我再也没有心思学习了，1982年，我以八分的差距与大学失之交臂。
这一切都是命吗？我向来不相信这些。但现在，我越来越绕不开这些了。从小学到高中的同学，有几个比我成绩好，表现好的？现在上大学的，当干部的人多了去了，我却成了绝无仅有的劳改犯。
骑着车，想着心事，离家越来越近，我的心底也传来一遍又一遍凉意。不到下午四点，我回到了我的小村子。因为是从小路回家的，我走的是背道。为了不让人认出来，在临近的小镇里，我买了顶大草帽。回到村里的地盘后，我又把草帽中间撕开一条缝，好让我不用抬头就能看见周围的情况。我没有直接回家，而是径直来到后山，先把自行车藏稳妥，再小心翼翼地潜到我家后门外。我家是山区，房子都依山而建。与我家相邻的，是我的好朋友东华家。
东华也打工去了，家里只有两个老人。躲在离后门不到二十米的灌木丛里仔细看我的家，家里十分安静，好像没有人。没有人我也不能这么走进去，我得等到有人再说。又静静地等了个把小时，东华他妈开始做晚饭了，我家仍然没有一点动静。
这个时候，就算我妈躺在床上不能动，妹妹也应该在家啊，她们这是怎么了？没人在家，娘谁来照料？天渐渐黑了下来，怀着一脑子疑问，我从山上绕了一个大圈，绕到我家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