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邓走出大别山
1948年2月7日，中央军委电请刘邓率指挥部和野战军主力转出大别山，进至淮河、陇海路、沙河、伏牛山之间，设立南线指挥中心，统一指挥晋冀鲁豫野战军和华东野战军陈（士榘）唐（亮）集团，展开中原作战。
2月9日，邓小平致电中央军委：为对付敌人的残酷扫荡，并部署主力转移后的工作，野战军主力须留大别山再与敌打一个“圈子”。
2月22日，邓小平接见鄂豫区领导人，部署主力转出后的工作，要求做好对付敌人残酷“清剿”的准备。之后，中原局发出《关于开展游击战争的指示》，要求在野战军主力转出后，军区部队和地方武装应以更广泛、更积极的游击战争，独立自主地坚持大别山战略阵地。
至此，大别山主力转出以及内线坚持的全部准备工作完妥，新的战略远景即将变成辉煌的现实。
不难设想，野战军主力转至中原作战之后，大别山区面临的将是更加艰苦卓绝的斗争。然而此时，无论是谁也不再怀疑这样一个事实：大别山的战略阵地在皖西、鄂豫、江汉、桐柏军区和地方群众的坚持下是巩固的，**不会像过去那样丢下根据地，**人在这里扎稳的脚跟再也不会动摇了！
安徽临泉韦寨，1948年2月24日。“后指”早上离开张大庄，经沈邱、李桥，行程80里，天黑后抵达韦寨。
1947年7月，晋冀鲁豫野战军出征时的实力统计：
第1纵队33357人；
第2纵队31000人；
第3纵队26468人；
第6纵队26322人；
野战军直属队6370人；
总计南下124147人。
坚持大别山斗争时的1947年11月29日，野战军司令部向军委汇报实力统计；
第1纵队23000人；
第2纵队19000人；
第3纵队24000人；
第6纵队22O00人；
野战军直属队3000人；
共计91000人。
此时比南下前减员30000人，其中被俘800O名。
主力转出大别山后，未经补充时的实力：
第1纵队15363人；
第2纵队11627人；
第3纵队15384人；
第6纵队14280人；
除去野战军直属队不计，尚存56654人。主力转出大别山时，“留下一批军区部队和分遣开展地方工作的人员，姑且计万余，即便加上此数，亦不足70000人。
1948年2月下旬，为了机动歼敌，刘邓大军主力由大别山地区向淮河以北地区转移。主力北移前，邓小平找王树声、段君毅和刘子厚等谈话，要鄂豫军区部队独立坚持。
为坚持大别山，2月23日中原局发出《关于开展大别山游击战争的指示》，要求大别山地区的各级党组织，应提高广大军民的斗志与胜利信心，健全各级游击兵团，改进游击战术，开展更加广泛的群众性的游击战争。2月28日，鄂豫区党委也发出指示，要求各地坚持原有地区，在战术上采取宽大机动，在组织上由分散填补转为有重点地开辟地区，强调克服右倾思想，整顿组织，紧缩机关与地方工作，适当集结兵力，提高战术水平。
刘邓主力北移后，1948年3―5月国民党军以20多个旅的兵力配合地方武装，对鄂豫、皖西军区进行疯狂的“扫荡”和“清剿”。3月初，国民党军以整编第七、第二十八、第四十八师配合地方武装，首先对大别山南部的鄂豫军区第四、第五军分区进行“扫荡”。其办法一是巩固点线、扩大占领区，以团、营甚至连为单位在大别山腹地建立据点，恢复保甲制度，大力培植地方武装，实行“驻剿”与“分区清剿”。在国民党正规军的扶植下，鄂豫区国民党乡保武装乘机发展到4万多人。这些乡保武装成为国民党正规军的耳目和爪牙，对解放区危害极大；二是强行“筑寨并村”，驱赶群众集中，制造无人区，并辅以政治诱骗，借以孤立解放军；三是采取所谓“反复合围”、“纵横扫荡”、“分区合围”、“奇袭捕捉”等战术，妄图将鄂豫军区部队就地歼灭或驱向淮河以北。
在国民党军的血腥镇压下，罗田、黄冈等县的农会组织垮得所剩无几，礼（山）东的禹王城和新县浒湾、箭场河一带十室九空，（黄）安北、麻（城）东等地很快变成了无人区。鄂豫区各地武装力量共损失了5000人。不少优秀干部，如英山县委书记谭扶平、黄冈县军事指挥长彭超、广济县县长张凤林等光荣牺牲。
1948年3―5月是大别山斗争最为艰苦的时期。由于敌我力量悬殊，鄂豫区各级党委组织和地方政权被迫转入地下，全区部队多被压缩在山区，昼夜与国民党军周旋，极度疲劳，加之财政经济发生严重困难，武器弹药得不到补充，许多干部战士在反“扫荡”中，冬天穿不上棉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