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市退休教育局长克莱恩（JoelKlein）对伦敦《泰晤士报》抱怨：“在美国，起诉一桩死刑案件，也比开革一个不称职的（公立学校）老师容易。”
《纽约时报》引用过一项量化研究，充分显示美国公立学校老师的低下素质和尸位素餐。有研究者于是把公立学校教师与SAT平均考分相同的其它行业人员对比，发现老师们的平均薪水比后者要高出一半。
父母教育程度与子女语文能力
美国当然不缺乏好的公共学区和优秀学区。这些学区基本上都在郊外和远郊、房产价格昂贵的中上阶级社区。事实上，房产价格以及居民族裔社会经济状况跨越这些学区边界的突变，是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的热门研究项目，也是传媒上的常见故事。例如2011年1月，《华盛顿邮报》报道俄亥俄州有一位黑人母亲，为了两个女儿可以从乱糟糟的穷人市区学校转往近郊白人居多的中产阶级学校，伪报自己的家庭住址，而被判刑事犯罪，入监9天后才在舆论压力下被释放。这些良好学区得到了当地充足的房产税的支持，得以维持相对较高的教育质量。但是因为这些中上阶级社区日益代表家长们的良好教育程度，所以更加加深了美国人口代际之间教育水平与经济收入的传承，以及贫富差距的固化。前引美国国家教育部的2011年测试报告，有一份图示很好显示了父母教育程度与子女英语作文成绩的强烈相关性
这一相关性也引发公共教育体系之外，父母社会经济地位决定的家庭文化因素。这一家庭因素直接决定了儿童的智力和语文能力的早期发展，在学龄前就产生了后期教育无法再弥补纠正的贫富差距
近二十年前，美国学者做过一个实际观测实验，显示美国幼儿三足岁之前听到的词汇数量遍数，高教育家庭和低教育家庭之间的差别达到三千万之巨！2013年，斯坦福大学的一个研究小组发表新的调查报告，显示这一语言学习差距在婴儿18个月时便已经展现，到了两足岁，高教育高收入家庭子女掌握的词汇量已经超过低教育群体子女30%。再后“这一差距变得越来越大，非常难以逆转”。
奥巴马上台以来，大力推进幼儿学龄前教育，企图改变弱势群体子女的这一先天不足，至今实际进展微乎其微。这里除了共和党保守派的阻挠，还有与中小学教育一样的师资质量问题，以及再多金钱也无法解决代际“智商异化”现象。《纽约时报》去年10月引用美国全国早期教育研究所主任巴内特（W。StevenBarnett）的言论，指出以为这些学龄前教育计划可以轻松改变穷人子女词汇和其他能力发展的想法，实在是“一厢情愿”。
快乐童年Vs常青藤：鱼与熊掌不能兼得
回到美国中小学公共教育，其每况愈下的质量和产出危机的长期积累，有两个重要原因。其一是普遍的“分数膨胀”。由于美国缺乏全国统一的教学大纲，在教师工会的鼓动下，教学内容和学校考试都被日益简单化（dumbdown），甚至延伸到美国最有名的标准化SAT“高考”的屡次“改革”，以人为稳定和“提高”分数来掩盖教育质量的下降。另外一点，便是不少右翼社会学家开始强调的美国人“饱暖思****”趋向，原来的“基督教新教工作伦理”不断退化，尤其反映在低教育白人群体中间，懒惰心理上升。
在教育体系中，“工作伦理”的退化，便是借“鼓励独创力”和强调“正面鼓励”，在课堂教学上不断“减负”，尤其是需要反复练习背诵的内容。不仅有不少学校不要求背诵“九九乘法表”，甚至有教育学家在《纽约时报》上公开呼吁对多数学生取消中学代数课。这些“正能量”做法，对于少数尖子学生或许有某种正面效应，帮助美国精英教育的成功。但是对于大多数普通学生，却造成美国中学生在国际PISA测试中相对于其他白人主体西方国家的下降，以及实际“读写算”能力一代不如一代。
美国许多有识之士，包括担忧美国劳工竞争力的企业界，都看到了这一教育危机的严重性和危害性，因而出现了越来越大的教育改革呼声和努力。小布什总统任上推动国会通过的“不让一个孩子掉队（NCLB）”法案，以及新近的全国“通用核心（CommonCore）”教育大纲，都代表了这样的改革努力。但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这些改革努力遇到了既得利益和其他政治势力的强大抵制反对。
无论“不让一个孩子掉队”法案，还是全国“通用核心”大纲，一个关键措施便是标准化考核。但是这样的标准化考核，也是暴露美国教师质量低下的“照妖镜”，一开始就遭到教师工会的强大反对。美国教育向来属于各州“主权”，大部分州政府也有各自传统的标准化测试。但是这些测试缺乏全国的可比性，也比较容易通过地方势力游说来上下其手。全国性中小学标准化考试，因此成为美国教育改革反对势力的最大敌人。
有趣的是各州主动协商发起的“通用核心”大纲，虽然受到联邦政府鼓励，并不是联邦政府强行推动的全国政策。但是却受到美国右翼保守派的政治攻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