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我们不如争取就让他在这个位置上做一些有益于敌占区老百姓的工作，让沦陷区的老百姓能够安居乐业，以保存敌占区实力，为打败日本人作准备。”
戴笠微笑道：你这是汪逆的曲线救国论啊！
我反问：“那么，戴局长，汪的曲线救国到底是不是汉奸行为？”
戴笠斩钉截铁地回答：当然是汉奸行为！这是毫无疑问的。汪精卫作为我中国国民政府和国民党中央的第二号重要人物，在面对强敌入侵、国家民族正处于生死存亡之时，他理所当然地应该率先垂范、举国动员、团结一切力量起来一致对外。但汪精卫却在我中国抗日战争的最困难时期，选择“出走”与日本“合作”。这对我抗日军民的士气有相当大的打击，在我国内制造了相当程度的思想混乱，破坏了我本已处于相对弱势的民族团结抗战之局面。无论汪逆到底出于什么目的出走南京组建伪政府，其汉奸之名都当之无愧！他的曲线只能害国，救国则只能是其一相情愿，水中捞月罢了。
我又问：“那么，戴局长，汪到底是不是罪不容赦，必杀之贼？”
戴笠反问道：“汪逆是中华民国卖国投敌的第一号大汉奸，你说他是不是罪不容赦，必杀之贼？”
我说：“戴局长，恕我直言，我认为他虽然是第一号大汉奸，但他罪不致死，不是必杀之贼。”
戴笠有些惊异道：“为什么？”
我说：“还是那个原因，现在杀汪，可能会让情况变得更糟。汪虽然一再对日妥协，但他也一直在抗争，他的对日策略是一边合作，一边对抗。他虽然为日寇稳定了占领区的秩序，但在助纣为虐的同时也客观起到了让沦陷区的人民生活安定的作用。他虽然客观上做出了汉奸的行为，但他却并没有做汉奸的主观意图---我就是这么认为的。他并不怕死，也不贪图荣华富贵-----这些都在他以前的经历中得到了证明的，他何必一定要做千古骂名的汉奸呢。另外，如果我们现在杀掉汪，日本人也会立刻推出另外的汉奸来，可能这个人比汪更坏，更死心塌地地追随日本人。其实现在汪活着比死去对我们可能更有好处，既然如此，我们现在为什么一定非杀汪不可呢？”
“你的意思是我们现在应该停止对汪逆的刺杀行动？”
“对！我认为至少是现在，是在他尚未完全蜕变成为一个特杆汉奸之前，停止对他的刺杀。如果汪以后真变成为一个死心塌地助纣为虐的特杆汉奸，我会不计任何代价不惜任何牺牲完成任务-----必将他刺杀！”
戴笠低头沉默思考了很长一段时间后对我说：“你说得也有一定道理。不过，这个问题我也不能够做决定。这样吧，你直接向蒋委员长陈述你的理由吧。”
我顿时感到无比惊呀紧张，但更多的却是激动和兴奋！----我有可能面见我国民政府的最高领袖。
戴笠在向蒋委员长作了请示后，蒋介石同意给我三十分钟的时间，就在午饭期间。因为他午饭后还要会见史迪威参谋长。
当戴笠向我传达蒋的决定时，我兴奋得差点晕了过去----我竟然要和我一直敬仰和崇拜的最高领袖蒋委员长一起吃午饭！天啊！我难道是在作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