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他们还能够活下去，不被冷死，不被饿死。我以身犯险，忍辱负重，在敌战区组织新政府，在敌人面前为国民生存谋福祉，每天都生活在敌人的枪口之下，这难道就是卖国？”
汪接着叹息说：“在一片抗战到底的口号声中，在多数民众民族情绪高涨的时候，其实主和比主战要难得多啊！----在中国的历朝历代，始终都是主战派名留青史，主和派遗臭万年。自古皆然！”
我沉默无语。
我始终认为汪其实是一个心地善良的意气书生，是因为不忍看到“焦土抗战”中我人民的苦难而决定甘冒天下骂名而主和的。他并不怕死，也不贪图荣华富贵-----这些都在他以前的经历中得到了证明的，他何必一定要做千古骂名的汉奸呢。这也是我一直无法痛下决心下手刺杀他的原因。
汪精卫在抗战之初曾经批评蒋介石说：“我们实行“焦土抗战”，烧东西也许是怕自然物资变成为“自然汉奸“被敌人利用，但如果象长沙一样把每处每地都焦土化的话，我方抗战所需的物质又从何而来？如果把沦陷区内的物质全烧光，剩下的就只有一大群无食无住的饥民，这些人民怎么处理？政府又不能带他们一起跑；将他们杀了吧，这又怎么可能！如果把他们扔给敌人，他们必然要被敌人所用，必然要当汉奸。我们抗战也要让沦陷区的人民能够活下去啊！”
其实当时中国对日本实行“焦土抗战”，在战略上绝对是正确的，因为日本是一个小岛之国，资源贫瘠不足，不能坚持长久的侵略战争。当然日本也明白本国资源有限的弱点，所以日本才提出要“以战养战”，就是要劫取中国的资源来与中国决战。蒋介石作为职业军人，在战略上其实是看准了日本的死穴，而且为了最后取胜不惜重大牺牲，如花园口决堤、长沙“失”火。
但汪却觉得“焦土抗战”陷沦陷区人民于绝境，是无法接受的，这也许就是性格和眼界的问题了。当然汪也有他的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