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此同时，为了阻止汪精卫在日占区另组伪政府，军统在对汪精卫及其他特杆汉奸进行暗杀制裁的同时，也对一些态度摇摆的汪伪集团人员进行策反，软硬兼施，尽量挖汪精卫的墙角，破坏汪伪集团在南京另组伪政府的行动。在1939年下半年至1940年初，军统成功策反了汪伪集团人员96人投奔重庆或者转而为重庆政府效力，其中影响最大的莫过于军统通过黄群、杜月生等人成功策反了汪的亲信高宗武、陶希圣的这一次策反战。
1939年11月，代表日本政府的“梅机关”，与汪精卫集团在上海开始正式谈判合作组建伪南京国民政府一事。作为汪伪集团骨干成员的高宗武、陶希圣也赴上海参加汪日谈判。
这期间军统通过杜月生、黄群等人对高宗武、陶希圣进行秘密策反。高宗武、陶希圣这时也终于看清了日本妄图彻底控制中国的邪恶用心，均同意反正。
这次谈判中，日方“梅机关”提出了《日支新关系调整要纲》（也称“汪日密约”），其野心完全昭彰——借未来的汪伪政权为幌子，彻底霸占我中国的领土，灭亡我中国。
高、陶两人暗下决心脱离汪伪集团。于是，陶希圣称病不去开会，高宗武则借机把“汪日密约”文件带回家，拍照留证。
1939年12月，日汪谈判到了最后阶段，双方签字。高、陶两人均借故生病，拒绝出席签字仪式。
陶希圣装病在家，高宗武借前去探视为由和陶希圣商量对策。
这时杜月笙的管家万墨林秘密来到陶希圣的家中对陶希圣和高宗武说：“日本的特务早已密切监视着你们，你们拒绝出席签字，现在已经有生命危险了，必须迅速离开上海。”
随后，三人商量决定：坐船秘密离开上海。
在杜月笙的周密安排下，1940年1月3日，陶希圣和高宗武两人摆脱日本特务的监视，用假名悄悄登上了由上海驶往香港的“胡佛号”轮船，翌日顺利抵达香港，终于脱离了虎口，回到我抗日阵营之中。
1月22日，香港《大公报》刊登了《日支新关系调整要纲》的全部内容。日本军国主义欲奴役、灭亡我中国之险恶企图，被彻底曝光。
一时间，我中国举国哗然。
高、陶两人弃暗投明，披露“汪日密约”，其最大功劳就是揭露了日本意图灭亡我中国的根本目的，坚定了国人抗战到底的信念，不再对日本存有任何幻想。
高、陶两人的出逃，离不开一个人的幕后支持——上海黑社会老大杜月笙。而杜月笙出手相助，是因为得到了戴笠的指示。
----陶希圣和高宗武两人的弃暗投明当然是我军统策反的结果。
关于军统通过黄群等人对高宗武、陶希圣进行策反的情况在高宗武所著的一本书-----《日本真相》中有具体反映。
高宗武在该书中写道：我和汪精卫到了日本之后，我的同乡前辈黄群先生前来探视我。
二十年前在北京住过的人，或者知道这位黄先生。他是旧国会议员，梁启超做财政总长的时候，他是梁的最重要的顾问。后来因为政治上的不得意，回到上海做生意，在上海开通易信托公司，自任总经理。1936年初夏，因为他的公司破产，就跑到日本去了，一直住到中日战事发生也没有回来。
说起来，黄群先生干政治、做生意，都是失败的，但我对他倒是非常尊敬，并不以成败论英雄的方法来看他。他住在大滨，是长崎县的一个镇，就在云仙山下，面海背山，风景绝佳，他当时约我到云仙山上一家旅馆见面，当天晚上我们就住在那里。
吃完晚饭之后，我就和这位黄先生在我寝室内密谈，一直谈到深夜四点钟。当天晚上我和他决定两点：一、无论如何总要设法叫汪不被日本人利用，任何日本人分化我中国的阴谋都要把它破坏了；二、我到东京后，只听日本方面之意见，不作任何主张。
我和黄先生都是浙江温州人，温州有一种土话，与中国任何其他地方的土话都不同，于是我们精细地检查房间内有无窃听器录音机之后，就用我们家乡土话谈天。
黄先生对我说，他本来是进步党，与国民党处在对立的地位，他今天之所以流亡海外，国民党也不能完全没有责任，但在国家这种危急存亡的时候，只有希望国民党成功，蒋委员长抗战胜利，我祖国才有希望。
他说他已是六十多岁的人了，身体也不好，不能为国事奔走，希望我多多努力，替国家奔劳，勿畏难，勿怕人骂，说得十分诚恳。
至于我所以对他特别尊敬的原因，是他的确与一般人不同，他每次和我谈话，总是希望我替国家做事，勿替个人打算；对我也特别的爱护，真可以说是无微不至。
我当时向黄先生保证绝不做日本人的走卒，绝不做有损我中华民族利益的事。
另外，对于杜月笙对高宗武开展策反工作的情况，高宗武在《日本真相》一书中也有反映：1939年11月，当时我在香港，在汪先生要求我到上海参加和“梅机关”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