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汪的诱降活动称为“梅工作”，把对蒋的诱降活动称为“桐工作”。
后来的结果是“梅工作”成功诱降了汪精卫，“桐工作”却一败涂地。
七七事变后关东军系统的板垣征四郎出任日本陆相。当时板垣手下有两员大将，一个是影佐祯昭；一个就是今井武夫。这两人对中国政治人物的诱降主张上有很大不同。影佐祯昭走的是要扶植汪精卫的路线，做的是“梅工作”；今井武夫却想直接和蒋介石谈和，做的是“桐工作”。当汪精卫在南京和日本“共商国是”的时候，“桐工作”也在香港同时进行，但却遭到蒋的严词拒绝，表示自己一定会抗战到底。
其实在武汉会战期间，蒋介石也曾考虑过以和平方式结束中日战争，但严酷的现实使他认识到，日本的根本目的是要征服、奴役我中国，摆在中国人民面前的只有抗战一途别无他路。
但之后中国抗战的形势发展和情况果然如蒋所料。在时间和历史面前，汪输得一无所有，沦为千古罪人。
我认为，汪精卫的确没有像蒋介石那样的“战略远见”，没有看到抗日战争的“持久战”性质。汪在战略远见、军事能力、意志品质等全方面落后于蒋介石。职业军人蒋介石在抗战中所显示出来的坚韧个性和持久、顽强的耐力，愈发衬托出一介书生汪精卫的脆弱、动摇与无奈，使得汪光辉尽失、相形见绌。
但我当时还是认为汪的曲线救国理念的确是有一定道理的。毕竟在当时我军队节节败退，我山河大片沦陷的险恶形势之下，能够有蒋介石那样战略远见的人少之又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