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中正，目前形势危急，日军步步紧逼，我武汉、广州极有可能失守，如果日军进一步进攻我重庆，我们就退无可退了，再退只有退往西北，其结果是我们必为**的俘虏。中国的国力已不能再战了，目前之情势，非设法和谈不可了！但现在日本却不以你我为谈判对手（其实日本人当时已经明确主张以汪为谈判对手的）。而今之计，莫如我们两人都下野吧，让其他人出面，以争取对日和谈。让我军民少作无谓牺牲，为国家保存一些实力。
蒋断然拒绝道：“兆铭，你我个人的地位事小，国家前途事大！现在讲和，实际是签城下之盟，是投降不是讲和，与其屈辱而亡，不如战败而亡。你只知战时痛苦，幻想速和，殊不知和后痛苦更甚于战时，而况为屈服不得已之和乎？日本政府此一时期反复对我国民政府发出“和谈”声明的目的，乃在于迅速迫使我国民政府屈服，继而将我拖上日本军国主义扩张的战车。因此一旦讲和，日本必欲使我国民政府傀儡化。---这和做亡国奴有何异？且如果我政府和日本讲和投降，人民必会因为愤怒屈辱而起来革命，那时中国必生内乱！由此中国必将四分五裂，更是永不能一洗亡国之辱。”
这次争论，两人不欢而散。但此时的汪仍然没有对蒋绝望。仍然抱有最终能够实现对日议和的希望。
1938年10月25日，武汉会战结束，日军先后攻占了我广州﹑武汉。至此我中国最重要的城市及战略要地均被日本占领。
这时的日本政府认为已经大败的中国政府应该会同意“议和”了。但我国民政府仍然拒绝讲和投降，仍然坚持继续抗战，并且还向全国民众提出了“抗战到底”的响亮口号。
----这大大出乎了日本政府的预料。
1938年11月，日本政府再次向中国国民党政府发出了诱降的“第二次近卫声明”。
于是，汪精卫、周拂海又派代表高宗武、梅思平与日本代表影佐桢昭、今井武夫在上海重光堂举行秘密谈判中日议和具体事谊。
我这次仍然是作为高宗武和梅思平的翻译人员一起随从参与谈判。
在我和高宗武、梅思平出发前往上海之前，汪精卫给我们交代的谈判原则是：中日和平，日本撤兵。劝说日本从速和中国政府恢复和平，并从中国撤兵。同时也要向对方说明中**民之所以如此苦战，力抗日本，完全是日本遇事太无信用，欲以武力压服，我为国家之生存计不得不战。为达和平之目的，对日方所提非亡我国家及主权之条件，可以答应。
于是我和高宗武、梅思平三人领命而出。那时，我真是有些风萧萧兮易水寒的感觉。
在上海重光堂，我们三人同影佐桢昭、今井武夫进行了为期8天的艰苦谈判。最后达成了后来被称为“重光堂协议”的六条协议。
这里我想重点批露一下当时我方谈判代表高宗武和日本陆军参谋本部谋略科科长影佐桢昭少将的其中一次谈判内容。
影佐桢昭：高先生、梅先生这次孤身深入敌国占领区，为国事谈判、奔走，本人特地表示敬意。
高宗武：余以为中日两国长此战争下去，总非善策，若日本有意结束战事，而且其条件为中国所能接受者，余以为双方应速想办法。但余等此来，既非和平之使节，亦非代表政府，仅以我们自己个人自由之立场，欲明了贵国之态度。
影佐桢昭：日本自想结束战争，但非蒋介石先生下野，国民政府改组不可。日本之作战目的，在求事体之根本解决。
高：何谓根本解决？
影佐桢昭：彻底消灭抗日亲英美之国民，但并非侵略中国。
高：此语余殊不解。先生在中国多年，对中国事情想必极清楚。但先生未到过南京，未与现在政府之主要人及青年接触，亦一缺点，日本若以为中国之抗日情绪，由蒋介石先生而来则误矣。中国之抗日情绪，乃日本数十年来侵略政策之所致，先生对此中因果略加研究，则一切问题即可迎刃而解。
影佐桢昭：本人不承认对华有侵略行为，此皆英美人之离间政策，切不可信。
高：此非英美人之宣传与离间，实中国人所亲自感觉者，先生须知今日冒天下之大不韪，我等不远千里而来与君面谈，实亦感觉日本侵略政策最深刻之一人。问题是日本侵略政策有无止境，率直奉告，我不敢希望日本不侵略我中国，先生也不必和我解释这一层。
影佐桢昭：高先生亦作此言，本人甚为惊异！然中日问题只要中国有决心，则日本不侵略之态度甚易表明。
高：请问如何则可谓中国有决心？所谓决心者，中国决心做日本之朝鲜乎？“满洲国”乎？
影佐桢昭：先生欲先得条件而归乎？若无决心，而先谈条件，则根本错误。
高：你问中国有无决心，则我先问日本之决心如何？不然我人即有决心，亦无用处。现在日本有几十万大军在中国领土上，中国并无一兵一卒在日本领土上，日本若无决心把军队撤退，则中国即有十二分决心，亦无济于事。贵**人从前也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