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抗战的看法。
根据之前戴笠的交代，对于国家的抗战，我不能够对汪精卫等人发表倾向性明显的战和意见。于是我说：“之前，我只是一个学生，根本没有去考虑抗战的问题。其实我现在也没有好好地去想这个问题，但我不想看到太多的人死亡，我只想能够继续安静地学习，如果能够没有战争该多好！我的父母现在能够还健在该多好！
汪精卫顿时激动地说：“是啊！没有战争多好！和平多好！”。
这时曾仲鸣进来提醒汪精卫该出发去较场口广场参加群众集会了。但这时汪精卫却和我交谈正欢，他竟然临时决定不去参加这个纪念“9、18”7周年的群众集会了。他对曾仲鸣说：“就让周佛海部长代表我去参加吧！”
当天，我和汪精卫一见如故，谈得极为投机，竟然被汪引为知己。他一高兴，竟然把他手腕上的手表和上衣口袋里的钢笔取下来送给了我。
我当时感觉汪精卫其实是个很简单、城府不深的一个人，这样的人并不适合做政治家，更何况是乱世的政治家。这是他性格上的弱点和悲哀。
这种性格上的弱点也导致了他后来受到日本人“议和后两年撤军”的诱惑而出走南京组建伪国民政府。
言之抗战前途，他非常悲观，称中国已经无力再战，继续打下去，很快就会亡国灭种。他认为：“须知数十年来，中**事、经济，在物质上着着落后，固不待言；即组织上亦幼稚不完善。我中国断不能够和日本相抗衡！”
在谈到南京惨案我人民死亡30余万，花园口决提我人民死亡100余万以及长沙放火等抗战中我人民的大量死亡，汪精卫更是泪流满面。
他说：“这些我人民的大量死亡，均因我政府不愿意对日和谈所致，本来是完全可以避免的啊！你本来可以安心地在学校读书，你的父母本来是可以和你一起幸福生活的！所以，我一直主张对日和谈，不要让我的人民作无谓之牺牲！。”
他说：“在全国一片对日抗争声中，这条主和的路其实比主张抗战的路，艰难得多。有人说我主张对日讲和是怕死，是想谋自己的一己私利。老实说，我不怕死，1910年，我在潜入北京刺杀摄政王时就已经做好了失败被杀的打算。我也不爱官，辛亥革命成功后，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曾邀请我这位当时全国著名的反清英雄出任广东省都督，这对于一个还不到３０岁的青年来说，是极有诱惑力的官职，但我却婉言谢绝，实践了我革命成功后“不作官，不作议员”的承诺，于１９１２年９月携我妻子陈璧君一齐前往法国留学”。
他说：“我是真正觉得我中国抗战必亡，现在与日讲和是我中国唯一的出路。我作为国家和党的主要负责人、副主席、副总裁，要为国家、民族担起责任。现在蒋公就是因为害怕对日讲和会失去其领导地位，他不顾民生不顾大局顽固坚持抗战，只不过是为了其一己私利而拒不承担其作为国家领袖的责任！”
他神情庄重地说：“既然蒋公不愿意承担责任，那么作为党国副总裁的我断不能坐视国家和人民继续蒙难！----我必须担起责任、有所作为。”
当时我觉得，这样一个忧国忧民、不怕死、不计名的人，是绝无可能做汉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