业中医者往往会说西医只会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而深究起来，多数的中医从业人员不也正是这样干的吗？如果伤风就发发汗，如果腹胀就行行气，再不解决问题，就推给老天爷，这与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又有多少差别呢？此类情景，宋人张耒在为庞安时写墓志时就多有慨叹：“吾尝谓医之在天下，其资民生之用，盖与谷帛等，窃怪世之工其道者何少也。自三代以来至今，以医名世者多矣，其为论说方术大备矣。又尝怪夫世之医者，皆忽而不学，大抵从里闾俗师，其治病苟不杀人，众已指为良医矣，使孝子慈孙不能无恨于疾苦之际者，以此也，可不悲哉。”张耒称颂的庞安时是反其道而行之，而徽州业医之祖张扩，应该从其师庞安时处继承了好学求真的精神。但定潭张家这种十几代的坚守，只能是家族行为，对业界甚至连示范作用都未能起到。遥想当年，张仲景慨叹世人曾不留神医药精究方术，实际上，不精究方术的何止世人，业医者亦不例外。因此张仲景对业医者亦有批评：“观今之医，不念思求经旨，以演其所知，各承家技，终始顺旧；省疾问病，务在口给，相对斯须，便处汤药；按寸不及尺，握手不及足，人迎、趺阳、三部不参，动数发息不满五十。短期未知决诊，九候曾无仿佛，明堂阙庭尽不见察，所谓窥管而已。夫欲视死别生，实为难矣！”以仲景之言比照于当前的医界，其间的差别又有多少呢？看来班固对绝对多数业医者持不信任态度，是有其道理的。
可能读者诸君会以为菜九之言过于刻薄，菜九不过是在陈述一个事实，并且没打算把自己从不顶龙的医家中摘离出去。因为菜九自忖无论如何也不具备师母的那份仁心与狠劲，所以也不可能在医道上有所作为，如果要以医为业，充其量也就是班固讲的中医而已。
在菜九看来，师母的那种狠劲可能也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这种狠劲人们从她学医的过程中已能领略一二，待到后来，这种狠劲更让人钦佩莫名。师母婚后，前后共生了五个孩子。在现在人看来，有五个孩子的母亲可能连工作的能力都要丧失了呢。但师母非常人也，绝不会因此而影响其行医行善。出诊与带孩子冲突怎么办，没问题，就把还不能丢手的孩子往背上一驮，母子一道出诊。所有五个孩子都有过在娘背上出诊的经历，而且为数不少是在半夜三更进行的。有时为了给病家诊治，背上的孩子怎么样了都顾不上了。听师母说，有好几次夜里出诊，因为治疗过程较长，差点把放在一边的张其成给弄丢了。有谁能想的到，今天在各档电视上风度翩翩、侃侃而谈为国学布道的大学者张其成，居然会在襁褓中迭遇险情呢。
如果菜九师母还是像以前的传统世医那样行医，此等情形也不算离奇，问题在于师母早就成了体制内的人了，每天八小时上班，下了班还要应付这种事情，就太匪夷所思了。毕竟上班还是比较辛苦的，还要支撑一个大家庭，其所需要的精力与体力可以说是一个无底洞。然而就在这种情况下，还是应接所有求诊者。菜九听到这种事迹，脑海中就浮现出了这类画面，一个枕戈待旦的战士，一个随时准备投入搏杀的壮士，师母就兼具这两种身份——只要有病情的召唤，就立即投入到战场上。病情就是命令，没有商量犹豫的余地。所以在她那里是绝对没有八小时以内还是以外概念的，只要有病人上门或约请出诊，她不仅是要拿上治具就走，而且常常是背上孩子就走。师母长期以来就是这么干的，所以乡亲们非常感动，称赞其品性如“漂白的毛巾”，没有任何污点。其实不是没有污点，而是心中全是病人，基本上没有自己，所以就表现出病情压倒一切。菜九想到了什么，好像也是她们张家的宋人张载说过，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想当初，幼年的张舜华死死纠缠父亲张根桂先生要学医，莫不是为了日后更多地拯救家乡父老的性命。当年根桂先生坚持不松口让师母学医，说什么传男不传女，这种观念可能还成了日后舜华先生的行医动力，她一定要比男孩子干得更好更出色，才能证明父亲把医术传给自己是一个正确的选择。
因为师母成年累月不辞劳苦的出诊，乡亲们还给师母的看病编了个口诀：铁打的身体，马不停蹄；上到北京，下到农村。一个拖儿带女的女流之辈，哪来的什么铁打的身体，无非是以济世行善的信念作为支撑，去完成在常人看来根本无法完成的工作。像师母这种玩命式的诊病，即使是古之大医，也未逾于此。而其携子诊病之经历，恐怕更是空前绝后的了，足以载于史册，传之后世。估计古之大医，以生民为心，以拯病立命，就是这种风范。可以断言，师母这种大医，此后将绝版矣。所以，在菜九看来，今天评选国医大师而师母未能入选倒像是网漏吞舟。因此，菜九不仅为师母叹惜，也同时为主事者与时代叹惜。
如果按师母的意思行事，她可能会一直在定潭这个小地方行医一辈子的。但时代变了，以前可以十几代守在一个地方，在新的时代面前可能就非常困难了。李济仁先生搞的联合诊所，可能就是一种时代的催生产物。当时各行各业都要组织起来，定潭张家肯定也不能例外，也被组织到当时的医疗体系中去了。进入体系后的张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