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说：“该死！我想麻校长了，我走神了！”
张奎生有个弟弟叫张意生，是东港街上的孩子王，造反派组织红小兵的副司令。打起架来心狠手辣，同龄少年都畏惧他三分。由于他左眼暴突，背地里都叫他“暴司令”。自张奎生到区宣传队以来，“暴司令”一直跟着哥哥鞍前马后团团转，对宣传队排练、演出、生活都有负面作用，加上对张奎生本人评价欠佳，因而不受宣传队的欢迎。有几个队员多次向倔伢子建议将其驱逐，倔伢子总会以“安定团结”、“无碍大局”的理由一直容忍。有次到离东港十五里地的郭市演出，临时搭建的戏台既不宽敞也不十分牢固，而舞台两侧竟还挤着二三十个小孩！这对宣传队的顺利演出无疑是个极大的隐患。倔伢子正待寻找当地领导解决此事时，却见舞台左侧的小孩在“暴司令”的皮带抽打下抱头鼠窜而去！接着，“暴司令”抡起皮带，又去驱赶舞台右侧的小孩。几个年龄小的怕挨打，乖乖地下了台。可是当“暴司令”的皮带向一个稍高的小孩时，这个叫“花子”的瘦高个竟毫不畏惧，他抢过挥来的皮带朝“爆暴司令”反抽过去，“暴司令”猝不及防，手臂上挨了一皮带，于是凶狠地朝“花子”扑去，两人扭在一起。张奎生急忙过来扯开二人，并大声斥责“花子”一伙：“捣什么乱！台上不安全，统统下去！”“花子”站着不动，他指着“暴司令”，挑衅地反驳：他不是唱戏的。要下去都下去！张奎生说，你替他？他是红小兵的司令。“花子”毫不示弱：他一个暴眼睛，能当司令？这时，倔伢子和当地领导走过来，连骂带拽把“花子”一伙轰下了台。可事情并没完。“花子”下台后，把他那伙小兄弟召集起来，分成几伙，在台前和两侧扯着喉咙齐刷刷地大呼小叫：“暴眼睛，下台来！暴眼睛，下台来！”经这一闹，眼看演出要泡汤，倔伢子和当地领导终于做通了“暴司令”的思想工作，让“暴司令”下了台。“暴司令”一落地，便被“花子”一伙揪出场外，揍了个鼻青脸肿！“暴司令”挨了顿饱打，窝了一肚子气，狼狈地逃回东港老家。从此，宣传队再也没见到他的身影了。
到株洲三三一厂慰问演出，是东港地区领导小组“三大头”成立文艺宣传队的主要目的。六八年春节一过，文艺宣传队就立即启程。小火车坐到醴陵，由三三一厂专车接到厂内。一进厂，倔伢子就出了个大洋相：由于内急难忍，把大便解在休息大厅侧边的一个待修的卫生间里。阵阵臭气袭来，令人恶心！倔伢子做贼心虚，赶忙找到一卷旧地毯将大便器遮严实，才算没露馅。休息一天后，宣传队在第三天晚上举行了首场演出。由于宣传队从未上过大舞台，演出时演员怎么都不能居中，不是偏左就是偏右，直到厂里的宣传干事在舞台中央临时装了个麦克风，演员们才没再离谱。在三三一厂慰问演出中，倔伢子出了两次洋相，一次是上场时没取掉围巾，一次是把台词“脾气”读成“牌气”，被队员们逗惹了好一阵子。而张奎生却取得了骄人的成绩。第二场演出时，张奎生用男高音独唱了两首歌《兴国山歌》和**诗词歌曲《黄鹤楼》。演出结束后，刚卸妆，张奎生找到倔伢子报喜。他说，就在他走下舞台的瞬间，三三一厂一位声乐爱好者向他翘起来大拇指：“您的歌唱得真好，解放19年以来，我只在湖南红旗剧院听到过唱得第一好的，您是唱得第二好的。”倔伢子说了一句“祝贺你的成功”便向甘老师走去。倔伢子在甘老师耳边说了句什么，甘老师又向汪巩兰传递着……突然，倔伢子大声地宣布了刚才张奎生报喜的全部内容，并向全体队员征询意见：该如何庆祝？甘老师和汪巩兰齐声高呼：张老师请客！大家一致赞成，在这种场合下，张奎生只得舎痛买来一大包花生、糖果和面包。大家一边吃一边吹，甘老师悄悄来到倔伢子身边，轻声问倔伢子，报喜的事是真是假？倔伢子把一粒剥了纸的软糖往口里一送，斜着眼讪笑：这才是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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