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强压心中的愤怒，尽量伪装，不想让公司的人在正月初头就看见我遇到麻烦，我叫张常务处理公司的事情，老丁去青海了，公司就他带着车间主任和小董他们在忙，我回到了市里，老婆看到我表情，很是诧异，询问多次，我也没说，她看到我不耐烦的样子，也没再三问了。因为涉及同学间的事，我没有去找做律师的中学同学，去找了书记原先介绍的律师，把情况毫无保留的说了，想听听他的看法，他显得很无奈，说：“于情伤心，于理可恨，于法无奈。”他说他是看在我和书记的关系上才说实话的，叫我不要去听有些律师的夸夸其谈，这样的事根本没法维权，看起来他们窃取了商业机密，这样的事情全国很多大公司都有，为什么窃取商业机密不成立呢？在你这个较小的行业里，本来大家联系就比较密切，杨伟辞职在先，克隆了辞职前的公司同样的产品，而这个产品你是不具备专利的，也就是一般产品，然后用他的优势去争夺你客户，只能说不道德，追究法律责任只会使你陷入没完没了的毫无希望的诉讼，你能做的主要还是直面去竞争；至于小管，他身为你公司的业务员，你有权要求他不进杨伟的货，也可以撤销他职务或调离这个岗位，然后公司重新派人去..。
是的，中国法律有时本来就很无助，而在这样鸡毛蒜皮的事上，就更显得毫无办法了，选择法律之外的手段，我又有吗？我约了书记，把事情原原本本地说了，我不能隐瞒任何事情，我希望他能帮助我。和他沟通是很容易的，公司几个主要的人他都知道，他沉默了好久，问我是不是可以从我同学身上考虑考虑？我觉得我那同学是罪魁祸首，他不支持是不可能有这样的局面的，小管能攀上副县长的人缘，况且这个人又是我同学，他一定是非常得意的，在无数次发难后，这次他一定是和他们筹划好久的，所以我要做我同学的工作，就是与虎谋皮，不可能有效果。书记又沉默了一会，说我没懂他意思，他意思是我们可以用他副县的位置来迫使他让步，一个副县，能找不出问题来？我明白了，我想起我同学搞副县我还到处找人，其中就找过书记，不知道花我多少心血和人脉关系，心中又增添了许多愤怒。但我还是很担心的问：“他不在你们这个市里啊？能有什么办法？”书记说他在老家那边和市委书记、市长的关系都非同一般，他们出国的所有手续都是他帮办的，因为他一个同学是中央涉外的一个高官，来省里，省委书记、省长是一定要陪同的。书记对我几乎无话不说，这层关系还是第一次说出来，他说起他那个同学，他们三个（还有一个在省里）也是自小玩大的，情同手足，但四十多年过去了，他们不管职务高低，现状如何，依然和小时候一样，从没有半句虚伪的话，也没有半句伤感情的话，书记一脸得意和满足.。。
我心里有这张底牌，踏实多了，我回到家里才把事情的原原本本和老婆说了，老婆气得一改过去的贤淑，把他俩十八代祖宗都骂上了，并表示坚决支持我，叫我和书记去把他们整死。我转达了书记的意思，整死他那是没办法的办法，书记也要求我，尽量协商处理，但可以亮亮底牌。我发了一条信息给杨伟，把他严厉地骂了一通后，强烈的要求他不要涉足我现有的客户，如不改正，我可以把他哥哥扶到副县，我也完全有能力把他打到地狱，孰轻孰重，叫他自个掂量。我也和小管发了条信息，指出他拿着公司的工资，身为我的妹夫，这样做于情于理于法都是严重错误的，要求他马上改正，并把我发给杨伟的信息转发给他，警告他不要把事情扩大化。
信息发出以后，我显得几天来难得的轻松，俗话说打蛇打七寸，我觉得我是抓住了杨伟的七寸了，是胜算在握的，又恰好是正月十五，是我生日，带着愤怒的、斗志昂扬的、傲视一切的复杂情绪，喝了个烂醉，我是故意喝醉的，我实在要弥补六七天欠下的睡眠了。第二天我约张常务在县城见面，把事情完整地向他做了通报，叮嘱他暂时保密，拜托他全力处理好公司的事务，我不知道那一天才有空。在回市里的路上，接到杨伟回的短信，他说知道昨天是我的生日，没敢打扰我，也不好意思发短信祝贺，所以现在才回，说我们之间的事，电话里不好沟通，能否见面再谈？我感到他在示弱，多少有点得瑟。小管也会了短信来，大意也是大家见面谈谈，电话和信息无法把这样大的事件谈好。
他们都拒绝来公司谈，我自然也拒绝去他们那里，反复交涉后，决定在河南郑州见面，相对在甘肃的杨伟、福建的小管和公司的我，那是三角形的中心，貌似谁也不吃亏，再者那里我们都没什么朋友，就是情绪激动，也不至于失控，我们约定不带任何人，因为大家都忙，只安排一天时间。我们互相告诉了航班，先期到的人找好宾馆。
小管是最早到的，我是最后到的，他大有先到为主样子，等我到了，小管已经安排好我的房间，并安排了很上档次的一桌酒菜，招呼我们入座后，开玩笑说：“谈好了，我们还是朋友，谈蹦了，我还是邓总的妹夫，今晚我们就喝酒，业务上的事，明天来了结，但愿不是最后晚餐！”我显得很无语，不知道说什么好，杨伟也一直面带机械的微笑保持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