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时亦必自有处置，安能预为之愁煎乎？
初到，一见太守，自余杜门不出。闲居未免看书，惟佛经以遣日，不复近笔砚矣。会见无期，临纸惘然。冀千万以时为国自重。
北宋年间，苏轼与章惇，都熟读经史，才华卓越，年龄相仿，同科进士。性格均爽直洒脱，意气相投，结交作为挚友，同游湖光山色，把酒畅叙，诗文唱和，笑语打趣，赤诚相见。但有有“政治”从中作梗，二人最终却分道扬镳。一个是大名鼎鼎的狂放才子苏东坡，一个是权倾朝野的宰相章惇。
这一对朋友，分明是宦海中的两片浮萍，命运完全受政治风浪所左右，纯真的友情不得不让位于党争，甚至相互交恶。章惇对于与苏轼的友情一直是十分珍惜的，为这位朋友也曾施过援手。乌台诗案审理期间，章惇为替苏轼开脱，当面驳斥宰相王珪、恶人舒亶。而东坡先生也并非像人们盖棺定论的那样坦荡豪放、宁折不弯。当身陷囹圄之时，他也曾屈服于权贵，痛悔反思、泣泪谢罪，乞求宽恕。审讯期间，他不仅承认诗文讥讽朝廷，同时出卖驸马王诜，为表诚意，又把自己任上的一些玩忽职守的事一五一十全部交代了个痛快。
东坡幸免于死被贬黄州后，章惇仍一日既往给予他关心，亲笔给苏轼写了一封信。苏轼来到黄州，他清楚自己的危险并未完全解除，他更清楚章惇此时在朝中的地位举足轻重，为了能够得到保护，也为了让皇帝和朝廷看到他真诚的悔改之意，苏轼给章惇写了一封言辞恳切的回信——《与章子厚书》。
苏轼首先套近乎，向章惇表示二人超越他人的特殊亲密关系：“轼自得罪以来，不敢复与人事，虽骨肉至亲，未肯有一字往来。”我自从获罪以来，从未跟别人联系过，即使骨肉至亲也不曾有一字一书相通。苏轼的言下之意，是只有咱俩这种特别亲密的老朋友，我才会乐于说说心里话。无形中，苏轼眼里，与章惇的友情高于骨肉间的亲情。章惇自会领会到这一点。事实是怎样的呢？苏轼并非断绝与亲人的书信往来，即使在狱中、来黄州的路上以及安顿下来，他一直跟其弟苏辙有联系，甚至与受他牵连的王巩也有书信往来，绝非他所说的“未肯有一字往来”。
苏轼接着表感激：“忽蒙赐书，存问甚厚，忧爱深切，感叹不可言也。”突然得到你的来信，深切慰问、热情关怀，令苏某感动万分，无法用语言表达。
进而，苏轼向权贵献上肉麻的恭维：“恭闻拜命与议大政，士无贤不肖，所共庆快。”听说老朋友你荣任参政谏议执事（副相），天下人都为之拍手称快。——东坡先生从哪里得到的这个全国人民拥护章惇的信息？继续看东坡恭维人的妙语：早年在长安刚认识你的时候，我就说：“子厚奇伟绝世，自是一代异人。至于功名将相，乃其余事。”你章子厚是绝世奇才，出将入相对你来说，小菜一碟。当时有人还不信我的话，“今日不独为足下喜朝之得人，亦自喜其言之不妄也。”今天我不光为朝廷得到你这个栋梁之才高兴，更为我当初的准确预言高兴。——这种文人式的巧妙吹捧，恐怕非一代大文豪所难为。
既然是检讨，当然不能一味献殷勤说漂亮话，必须有个追悔莫及、痛改前非的深刻自我剖析，“轼所以得罪，其过恶未易以一二数也。”我的招祸遭贬实在是罪恶累累。“及在囹圄中，追悔无路。”“不意圣主宽大，复遣视息人间，若不改者，轼真非人也。”没想到圣上开恩留我一条命，如果我再不痛改前非，那还算是人吗？“追思所犯，真无义理，与病狂之人蹈河入海者无异。”于今想来，我所犯的过失，真是糊涂透顶，简直就像是一个病狂之人愣要跳河投海一样。——深刻！真深刻，深刻得令人不得不动容！
按照检讨的格式，反思过后当然是最后的保证：“而公乃疑其再犯，岂有此理哉？”老朋友你担心我会再犯，怎么可能呢？请你一定相信我，从此坚决痛改前非，绝不重蹈覆辙！
结语处苏轼表达了两个意思，似乎不经意，其实另有深意：这里天气不好，我平生不善积蓄，生活拮据，“布衣蔬食，随僧一餐”，跟着僧侣们布衣粗食，时常怀揣“饥寒之忧。”——这是有意给章惇留下一个可怜相，以期引起同情；“闲居未免看书，惟佛经以遣日。”闲时倒是看看书，不过看的是佛经。——表示苏某已超然物外，一心向佛不问世事，请章大人放心。
苏、章之间还有这么两段轶事流传至今，一则是：俩人同游黑水谷，“下临绝壁万仞”，水上只放了一块窄木板做桥，章惇让苏轼踏着木板过去在悬崖绝壁上题字，苏轼不敢过。章惇像走平路似地过去了，然后身系绳索不慌不忙地在绝壁上大书“章惇苏轼来游”几个大字。二人返回途中，苏轼对章惇说：你将来肯定能杀人。章惇不解，问为什么？苏轼说：“能自拼命者能杀人也。”另一则是：苏、章正在山寺小饮，忽然听说山上来了老虎，俩人骑马去看，离老虎几步远的时候，座下马吓得不敢走近，苏轼扭头就往回跑，章惇却不知从哪儿找来个铜锣，就地抓块石头敲得当当响，“虎即惊窜”，老虎被锣声给吓跑了。
大约是因为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