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基本道德伦理标准的封建社会，那就是天大的事。那时，不论你是多大的官，父母去世，必须离职守孝三年。儒家文化宣传的伦理道德是规范人们日常行为的准则，如果只是简单的批判，无异是一种数典忘祖的不肖行径。《诗》云：‘夙兴夜寐，无忝尔所生。’做人，不但不能对不起生你养你的父母亲，更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更要懂得‘子欲养而亲不待’的道理。
人比人怕死人。恰在此时出了位大孝子朱寿昌。他是父亲的小老婆所生。年方七岁时，生母刘氏因受不了正房夫人的嫉妒恨虐待，愤而离家出走。朱寿昌长大之后，托人四处寻找生母，就是找不见；宋神宗时，他干脆辞去官职，专心到今之陕西一带寻母，与家人诀别，找不到生母，誓不回家。‘苍天不负有心人’，终于在母子离散五十年后。在同州找见了年逾古稀的老妈。马上把老妈和他当时的一帮儿女，接回来奉养。
与朱寿昌弃官寻母的故事相比，李定所作所为自然是黯然失色了。
朱寿昌在熙宁三年（1070年）寻母之后，永兴钱明逸将此事奏知朝廷，要求表彰朱寿昌的孝行。此事迅速震动朝野，司马光、苏轼等人都曾为朱寿昌的孝行感动，并都撰文、诗表彰他的孝行。然而，朝野士大夫结集《送朱寿昌诗》三卷以表彰他的孝道，苏轼为之作叙（序）。在苏轼的序和诗文中，隐隐讥讽了李定。‘打人怕打脸，揭人怕揭短’苏轼对李定是‘哪壶不开提哪壶’力顶恨得咬牙切齿，伺机报复。
李定是王安石一手提拔的变法派官员，元丰二年五月，神宗任命他为御史中丞兼判司农寺，御史中丞是高检检察长，而司农寺又是实施变法的主要机关。神宗把李定提拔在如此重要的位置，正是希望他感君王知遇之恩，推行新法、打击反新法势力。蔡确在担任御史中丞一年多一点的时间之后，就升任为参知政事。神宗这样的人事安排，显然是对李定极大的信任了。李定感恩戴德之余自然希望步前者后尘，政治上要求进步了。
李定上任月余，正打算‘新官上任三把火’在任上作出成绩时候，苏轼撞到了枪口之上。沈括的检举材料，为李定提供了充足的弹药，李定自然如获至宝。
李定举了四项理由说明为什么应当处苏轼极刑，他说：“苏轼初无学术，滥得时名，偶中异科，遂叨儒馆。”接着说苏轼急于获得高位，在心中不满之下，乃讥讪权要。再次，皇帝对他宽容已久，冀其改过自新，但是苏轼拒不从命。最后，虽然苏轼所写诗之荒谬浅薄，但对全国影响甚大，“臣叨预执法，职在纠察，罪有不容，岂敢苟止？伏望陛下断自天衷，特行典宪，非特沮乖慝之气，抑亦奋忠良之心，好恶既明，风俗自革。”
元丰二年（1079）三月，苏轼由徐州调任太湖滨的湖州。他作《湖州谢上表》，其实只是例行公事，略叙为臣过去无政绩可言，再叙皇恩浩荡，但他在后又夹上几句牢骚话。他以自己同“新进”相对，说自己不“生事”，就是暗示“新进”人物“生事”。六月，监察御史里行何大正摘引“新进”、“生事”等语上奏，给苏轼扣上“愚弄朝廷，妄自尊大”的帽子。明明是苏轼在讽刺他们，而他们反说苏轼愚弄朝廷。偷梁换柱正是小人们的惯技。“新进”是苏轼对王安石引荐的新人的贬称，他曾在《上神宗皇帝》书里说王安石“招来新进勇锐之人，以图一切速成之效”，结果是“近来朴拙之人愈少，而巧进之士益多”。后来正是曾拥护过王安石的“巧进之士”吕惠卿把王安石出卖了，使其罢相。
当时朝中政敌章惇、蔡确等人借此指责苏轼以“谢表”为名行讥讽朝廷之实，妄自尊大，发泄对“新法”的不满，请求对他加以严办。御史李定、何正臣、舒亶等人，举出苏轼的《杭州纪事诗》作为证据，说他“玩弄朝廷，讥嘲国家大事”，更从他的其他诗文中找出个别句子，断章取义的给予定罪，如：“读书万卷不读律，致君尧舜知无术”。本来苏轼是说自己沒有把书读通，所以无法帮助皇帝成为像尧、舜那样的圣人，他们却指他是讽刺皇帝没能力教导、监督官吏；又如“东海若知明主意，应教斥卤变桑田”，说他是指责兴修水利的这项措施不对。其实苏轼自己在杭州也兴修水利工程，怎会认为那是错的呢?又如“岂是闻韶忘解味，迩來三月食无盐”，说他是讽刺禁止人民卖盐。总之，是认定他胆敢讥讽皇上和宰相，罪大恶极，应该处死刑！于是朝廷便将苏轼免职逮捕下狱，押送京城交御史台审讯。此时，章惇等人便以苏轼的诗作为证据。令苏拭倒霉的诗句是歌咏桧树的两句：“根到九泉无曲处，世间惟有蜇龙知。”这两句诗被人指称为隐刺皇帝：“皇帝如飞龙在天，苏轼却要向九泉之下寻蜇龙，不臣莫过于此！”指控他“大逆不道”，想置他于死地。一场牵连苏轼三十九位亲友，一百多首诗的大案便因沈括的告密震惊朝野。这就是著名的“乌台诗案”。
但单凭《湖州谢上表》里一两句话是不行的。偏偏凑巧，当时驸马王铣编辑出版了《元丰续添苏子瞻学士钱塘集》，给御史台的‘新进们’提供了收集材料的机会。监察御史台里行舒亶（念dǎn）对这本诗集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