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陷害对手，也从未企图将对方置于死地。甚至，当“乌台诗案”发生时，已经辞官的王安石还挺身而出上书皇帝，营救朋友兼政敌苏轼，直言“岂有圣世而杀才士乎”。要知道王安石与苏轼期政见不和，而苏轼却正是因为砰击新政而罹祸，王安石却能摒弃私见主持公道。更何况，当时不但苏轼本人已经屈打成招，就连他自己的许多亲朋好友都噤若寒蝉，无人敢为苏轼说一句话，而王安石这时却是一个被皇帝和百官厌弃的人，此时他受尽攻击遍体鳞伤，又痛失爱子家破人亡，一人孤独在家独守贫寒，在这种情况下他还能冒险在苏轼的亲友都不敢为他说话时上书皇帝为他申冤，正因为个人品德高尚，所以他可以不顾个人好恶宁肯冒着危险在别人都不敢为苏轼说话，甚至连其亲朋好友都不敢为其说话时在自己失势的情况下仍然挺身而出为苏轼向皇帝直言鸣冤，真可谓高风亮节！
同样，苏轼对王安石的不满也仅仅限与政治观念上，苏轼不但在王安石落难之后写诗给他，说“从公已觉十年迟”，而且在代宋哲宗所拟的敕书中，高试评价自己的这位政敌，说正因为天意要托付“非常之大事”，才产生王安石这样的“希世之异人”，并自然保护区他“名高一时，学贯千载，智足以达其道，辩足以行期言；瑰玮之文，足以藻饰万物；卓绝之行，足以风动四方。”
科考命题，苏轼给的命题是《论独断》，借古讽今，针对王安石的独断专行。吕惠卿把苏轼出的题直接拿给王安石看，王大怒。然而不久，王的亲戚御史谢景温告苏轼，涉嫌受贿。经查无事。王听说谢诬告苏轼，说此‘非正人君子所为！’
可见，王苏两人虽是政敌，，但两人的品德都是高尚的。
推行新法，遇到了以保守派为主流的强烈反对，王安石深知，改革要想继续，必须大刀阔斧，雷厉风行。支持的，站过来；反对的，滚出去！反对派几乎全被驱逐出京城；苏轼出京改任杭州通判。
公元1070年12月，王安石升任宰相，变法也进入**，一系列新法相继出台。这些新法涉及军事、教育、科举、经济等领域。新法再一次遭到保守派强烈反对。枢密使文彦博、副宰相冯京、退居洛阳的司马光、在外的旧相富弼，再加上曹太后、高太后外戚力量群起攻之。面对强大攻势，神宗又动摇了。更可怕的是，变法派内部出现了分裂。意志坚强的王安石也在内外交困中被迫辞职，出知江宁。变法陷入低谷，随后王安石虽然又复相一年多，但是新法实施依然四处被阻，举步维艰。王安石对神宗感叹道，天下事像煮汤，下一把火，接着泼一勺水，哪还有熟的时候？1076年10月，心力交瘁的王安石第二次罢相，轰轰烈烈的变法开始走向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