却都是一样的。
我到扶风的第二年，才开始造官邸，在堂屋的北面修建了一座亭子，在南面开凿了一口池塘，引来流水，种上树木，把它当作休息的地方。这年春天，在岐山的南面下了麦雨，占卜此事，认为今年是个好年成。然而此后整整一个月没有下雨，百姓才因此忧虑起来。过了三月，到了四月初二的，天才下雨，四月十一又下雨，百姓们认为下得还不够；到了四月十四日日又下了大雨，一连三天才停止。官吏们在院子里一起庆贺，商人们在集市上一起唱歌，农夫们在野地里一起欢笑，忧愁的人因此而欢乐，生病的人因此而痊愈，而我的亭子也恰好造成了。
于是，我便开酒宴于亭子里，向客人们举杯劝酒。问他们道：“五天不下雨可以吗？”他们回答说：‘五天不下雨，就长不成麦子了。”又问“十天不下雨可以吗？”他们回答说：“十天不下雨就养不活稻子了。”
“没有麦没有稻，年成自然荒歉了，诉讼案件多了，而盗贼也猖獗起来。那么我与你们即使想在这亭子上游玩享乐，难道可能做得到吗？现在上天不遗弃这里的百姓，刚有旱象便降下雨来，使我与你们能够一起在这亭子里游玩赏乐的，都靠这雨的恩赐啊！这难道又能忘记的吗？”
既用雨来命名亭子以后，又接着来歌唱此事。歌词说的是：“假使上天下珍珠，受寒的人不能把它当作短袄；假如上天下白玉，挨饿的人不能把它当作粮食。一场雨下了三天，这是谁的力量？百姓说是太守，太守说没有这力量。归功于天子，天子也否认。归之于造物主，造物主也不把它当作自己的功劳，归之于太空。而太空冥然飘渺，不能够命名它，于是我用‘喜雨亭’，以雨为中心来为我的亭子命名了。
这篇散文紧扣“喜雨亭”三个字来写，或分写，或合写，或引古代史实来烘托，或用主客问答来渲染，思路开阔，全文表达出了一种因久旱逢雨而情不自禁的喜悦之情。这篇文章善于立意，巧于布局，很有特色。在官府之内修建亭子，作为官吏们“休息之所”，本与老百姓毫无关系；但作者却把它写得与百姓“忧”“喜”相关，表现了作者‘心里装着老百姓’，关心民生疾苦，与百姓同忧患、共欢乐的思想感情。
用散文的形式写作喜雨的，在文学史上却并不多见。因此，苏轼的这篇散文《喜雨亭记》就显得十分突出了。当然，如果仅仅是因为前人未写而自己写了这一题材，对文学史有所贡献尚不足为奇。一旦后人接手写作，超越了前人的作品，那么前者就只能有一点文学史的价值而谈不到什么艺术的永恒价值了。苏轼的《喜雨亭记》却不是这样，因为它自身就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有许多令人品味的地方。也许正是这一点，使得后来的作家裹足不前，心甘情愿地让苏轼一枝独秀了。
为了表现这一‘与百姓同优乐’的主题，作者在第一段先总说“亭以雨名，志喜也。”在第二段，先写建“亭”，再写旱后“喜雨”，并把“喜雨”与“亭成”联系起来。在第三段，再进一步写自己能“乐于此亭者，皆雨之赐也”，这样就把自己的忧乐与百姓的忧乐联系在一起了。最后一段以歌词颂雨之功，并且不归功于太守，不归功于天子，不归功于造物，不归功于太空，语虽幽默成趣，但层层剖析，把各“喜”字写得淋漓剔透，而且观点科学可贵。
文章开始即点明了用“喜雨”命名的缘由，自古以来，人们命名事务，常常与“喜”字紧密联系在一起。他一共援引了历史上的三件事作铺垫，说明古人有了喜事，常常受用这件喜事来命名，以纪念喜事，或者也有预示将来喜事连连的意思。这三件事都很有趣。因为它们与国家的政治都有关系，其中并多少含有天人的关系。第一件事，相传周成王的同母弟唐叔得一异禾，献给了成王。成王将禾转送了周公。周公于是作了《嘉禾》一篇。第二件事，汉武帝于公元前116年5月，在汾水上得一宝鼎，于是改年号为元鼎元年。第三件事，鲁文公十一年，北狄鄋瞒国伐鲁，鲁文公派叔孙得臣抗敌，获胜，并俘获了国君侨如，于是特将自己的儿子起名为侨如。最后这件事，对今人来说，几乎困惑不解了。为什么将敌人的名称用作自己儿子的名字?这是颇为值得研究的事情，或许是说，你侨如是战败的俘虏，就应该像我儿子一样，听从我的摆布了。无论如何，这是作者为要以雨志亭所作的铺垫，有了这三层铺垫，再说事和雨就有记述的道理了。这就像逻辑学中大前提、小前提的三段论一样，有了大前提，后面的话即好说许多，也容易让人接受。
苏轼到风翔府任职的第二年，建官舍，行政事，凿池引流，美化环境，但不巧的是当地整整一个月没有下雨，旱情显现，灾情就会是必然的结果了。大旱望云霓，百姓的忧愁是可想而知的。在这里，恰好显示了苏轼笔墨的巧妙。我们知道，苏轼在写《后赤壁赋》的时候，曾经说到自己孤独闲寂，正好有两个朋友来了；霜露既降、明月诱人，想酒而樽空，贤妻正好献上了珍藏多时的美酒；正在大家渴望下雨的时候，雨来了，而且连下三天，解除了旱情。于是官民举杯痛饮，引颈高歌，普天同庆。并且，吧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