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赏，赏之过乎仁；可以罚，可以无罚，罚之过乎义。过乎仁，不失为君子；过乎义，则流而入于忍人。故仁可过也，义不可过也。古者赏不以爵禄，刑不以刀锯。赏之以爵禄，是赏之道行于爵禄之所加，而不行于爵禄之所不加也。刑之以刀锯，是刑之威施于刀锯之所及，而不施于刀锯之所不及也。先王知天下之善不胜赏，而爵禄不足以劝也；知天下之恶不胜刑，而刀锯不足以裁也。是故疑则举而归之于仁，以君子长者之道待天下，使天下相率而归于君子长者之道。故曰：忠厚之至也。
《诗》曰：“君子如祉，乱庶遄已。君子如怒，乱庶遄沮。”夫君子之已乱，岂有异术哉？时其喜怒，而无失乎仁而已矣。《春秋》之义，立法贵严，而责人贵宽。因其褒贬之义，以制赏罚，亦忠厚之至也。
咱们试把苏轼的这篇大作翻译成现代汉语：
远在唐尧、虞舜、夏禹、商汤、周文王、周武王、周成王、周康王等圣贤时代，他们是那么真挚地牵挂着百姓、深深地关切着人民；而且用长者的君子风度来对待天下人。如果有人做了一件好事，在奖赏他之外，还用歌曲去歌唱他、赞美他，为他有一个好开端而高兴，并勉励他坚持下去，继续做好事；如果有人做了一件不好的事，在处罚他之后，又哀怜和同情他，希望他抛弃错误而重新开始新的生活。这种欢喜和忧伤的感情，同意和不同意的声音，广泛见于虞、夏、商、周的历史书籍里。成王、康王死后，穆王继承王位，周朝的王道便开始衰落。然而穆王还是吩咐大臣吕侯，告诫他谨慎地使用刑法。他说的话忧愁却不悲伤，威严却不愤怒，慈爱而能决断，有哀怜无罪者的好心肠。因此，孔子把这篇《吕刑》选进《尚书》里。
古书上说，“奖赏的时候，如有可疑者，应该照样留在应赏之列，为的是推广国家的恩泽；处罚的时候，遇有可疑者，则从应处罚之列除去，为的是谨慎地使用刑法。”尧帝当政的时候，皋陶是掌管刑法的官，要处死一个犯人。皋陶三次说“当杀”，尧帝却一连三次说“应当宽恕”。所以天下人都害怕皋陶执法坚决，而赞美帝尧用刑的宽大。四岳建议：“鲧可以任用。”尧说“不可！鲧违抗命令，毁谤同族。”过后，他还是说“试用一下吧。”为什么尧不听从皋陶处死犯人的主张，却听从四岳任用鲧的建议呢？那么圣人的心意，从这里可以秦楚地看出来了。
《尚书》说：“罪行轻重有可疑时，宁可从轻处置；功劳大小有疑处，宁可从重奖赏。与其错杀无辜的人，宁可犯执法失误的过失。”唉！这句话完全表现出忠厚之意。可以赏也可以不赏时，赏就过于仁慈了；可以罚也可以不罚时，罚就超出义法了。过于仁慈，还不失为一个君子；超出义法，就流为残忍了。所以，仁慈可以超过，义法是不可超过的。古人奖赏不用爵位和俸禄，刑罚不用刀锯。用爵位、俸禄行赏，只对能得到爵位、俸禄的人起作用，不能影响不能得到爵位和俸禄的人。用刀锯作刑具，只对受这种刑的人起作用，对不受这种刑的人不起作用。古代君主知道天下的善行是赏不完的，不能都用爵位俸禄来奖赏；也知道天下的罪恶是罚不完的，不能都用刀锯来制裁。所以当赏罚有疑问时，就以仁爱之心对待。用君子长者的宽厚仁慈对待天下人，使天下人都相继回到君子长者的忠厚仁爱之道上来，所以说这就是赏罚忠厚到了极至了啊！
《诗经》说：∶「君子如果高兴，祸乱就会很快止息；君子如果愤怒，祸乱就会很快止息。」君子止息祸乱，难道有奇异的法术吗？他不过是恰当适时地应喜则喜，应怒则怒，不偏离仁慈宽大的原则罢了。《春秋》的大义是，立法贵在严厉，责人贵在宽厚。根据它褒奖和贬责的大意来制定赏罚，这也是忠厚之至啊！
‘高考状元’苏轼的这篇文章，论点明确，论据充分，论述井然有序，逻辑性很强。最后推导出的结论是：“立法贵严，而责人贵宽。因其褒贬之义，以制赏罚，亦忠厚之至也。”说，立法贵严，责人贵宽。根据它的褒贬原则来制定赏罚制度，这也是忠厚到了极至啊！文章以忠厚立论，援引古仁者施行刑赏以忠厚为本的范例，阐发了儒家的仁政思想。文章说理透彻，结构严谨，文辞简练、平易、明白、流畅。
阅卷官梅尧臣一见此卷，便大加推许，要求主考官欧阳修将其录为第一。欧阳修看了也十分赞赏，极力推崇，赞赏有加。认为，文章理论精当，推论井然有序，结论精辟，文似行云流水，一气呵成。这样地好文章恐怕只有自己的得意门生曾巩才能写得出来。心想：写此文者，舍曾巩其谁？本意是想给个第一名；转念又想：曾巩毕竟是自己的得意门生，别让别人说闲话，再扯到“朋党”之中去，干脆大笔一挥，给了个第二名。当年，为了绝对公平，不但要密封试卷；而且，设有誊录院，考生试卷要有该院书吏一分一分重新誊写，主考官们看到的是这份誊写后的副本，使之也无法从笔迹辨认考生。欧阳修为了避嫌，把实际上是苏轼的出色考卷，误认为是门生曾巩的，给了第二名；而把后面该是第二名的的建安才子章衡拔成第一名。打开密封卷一看那份最出色的试卷，原来是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