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游刃有余
中国封建社会，在隋炀帝之前。靠‘恩荫’和‘举荐’选拔官吏。所谓‘恩荫’就是家中一人做官或有功，子孙也受其荫护而做官；举荐，更是官官相护，相互推荐，这样形成的结果是，‘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换而言之，当官的，世世做官；务农的，代代种地，难以进入‘公务员’系列。暴君隋炀帝虽说是劣迹斑斑，甚至可以说罪恶罄竹难书；但至少有一件事，即开创了科举考试制度，还是值得称道的。它彻底打破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的不平等现象，实现了考试面前人人平等，主要考试合格，人人有均等的机会成为国家官员，进入国家‘公务员’系列。无论如何，这在当时确有积极进步意义，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这都是显而易见的。从隋炀帝时代起，到清朝光绪三十一年（公元1905年）止，全国共考出进士约十万名；举人约百万名。‘学而优则仕’，进士、举人成为这一时期国家官员——公务员系列的最主要来源。
到了‘重文抑武’的宋代，确立了三年一次的国家三级考试制度。
宋初科举，仅有两级考试制度。一级是由各州举行的取解试，一级是礼部举行的省试。宋太祖为了选拔真正踏实于封建统治而又有才干的人担任官职，为之服务，于开宝六年实行殿试，即皇帝亲自主持的国家考试。
自此以后，殿试成为科举制度的最高一级的考试，并正式确立了州试、省试和殿试的三级科举考试制度。殿试以后，不须再经吏部考试，直接授官。宋太祖还下令，考试及第后，不准对考官称师门，或自称门生。这样，所有及第的人都成了天子门生，朝廷也是想杜绝百年为患的‘朋党之争’。殿试后分三甲放榜。
南宋以后，还要举行皇帝宣布登科进士名次的典礼，并赐宴于琼苑，故称琼林宴，以后历代各朝纷纷仿效，以后遂成定制。
宋代科举，最初是每年举行一次，有时一、两年不定。到了宋英宗治平三年，才正式定为三年一次。每年秋天，各州进行考试，第二年春天，由礼部进行考试。省试当年进行殿试。
按照张方平知府的建议，苏轼、苏这两兄弟这两匹宝马良驹，就别瞎耽误工夫再参加州里的乡试了；直接带上推荐信去京城参加礼部举行的省试。父子三人从西蜀成都出发，经旱路，骑马，坐车，步行，经两个多月路途的车马劳顿，于嘉佑元年（1056年）三月，到达东京汴梁。住进了安国寺。当时的寺庙，也如今日，也得想办法搞点副业养活僧人。因为寺院内比较安静，适于读书备考，考生大都喜欢住到这里。适应考期需要，寺庙干脆把僧人平时的澡堂隔成方格，一床一桌一盏灯，专给考生租用，因为各地来的考生多，倒也赚了不少钱。
学子们考试的地方叫‘号舍’，五尺长，四尺宽，八尺高，一人一床一考桌。几十个‘号舍’连成一长溜，像一条长巷，称‘号巷’。禁卫森严。考生要在里面考三天，确是三天痛苦的煎熬。
三天考试，考生们要交出的试卷是：诗、赋、论各一篇，时务策五道，帖论语十段。诗赋主要考查考生的文化基础和文采；策论，是当年的考试要点，要考察的是考生的思维和从政能力，是录取的主要参考。考生在统一发的选址试卷上填写了姓名、年龄、籍贯、家庭等基本情况后，，统一贴封，称为‘密封卷’。主考官欧阳修当年出的策论试题是《刑赏忠厚之至论》，出自《尚书。大禹谟》的注文“刑疑付轻，赏疑从众，忠厚之至”，意思是刑法有疑问，应当从轻；赏赐有疑问，应该从众，这就算忠厚的极致了。要求有理有据地论述刑罚和奖赏的尺度。题目一出，忙坏了众考生，有人主张‘重赏’；有人主张‘严打’；还有人写道：这好办。就像大人对孩子，乖乖听话的，赏给两块糖吃；调皮捣蛋、惹事生非的，竹板子屁股上使劲打，让他长点记性。立论真是五花八门，论述也是千奇百怪。那么，让我们仔细看看，实际的‘高考状元’苏轼是如何交出这张最满意答案的？他写道：
;刑赏忠厚之至论苏轼
尧、舜、禹、汤、文、武、成、康之际，何其爱民之深，忧民之切，而待天下以君子长者之道也。有一善，从而赏之，又从而咏歌嗟叹之，所以乐其始而勉其终。有一不善，从而罚之，又从而哀矜惩创之，所以弃其旧而开其新。故其吁俞之声，欢休惨戚，见于虞、夏、商、周之书。成、康既没，穆王立，而周道始衰，然犹命其臣吕侯，而告之以祥刑。其言忧而不伤，威而不怒，慈爱而能断，恻然有哀怜无辜之心，故孔子犹有取焉。
《传》曰：“赏疑从与，所以广恩也；罚疑从去，所以慎刑也。当尧之时，皋陶为士。将杀人，皋陶曰“杀之”三，尧曰“宥之”三。故天下畏皋陶执法之坚，而乐尧用刑之宽。四岳曰“鲧可用”，尧曰“不可，鲧方命圮族”，既而曰“试之”。何尧之不听皋陶之杀人，而从四岳之用鲧也？然则圣人之意，盖亦可见矣。
《书》曰：“罪疑惟轻，功疑惟重。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呜呼，尽之矣。可以赏，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