祐三年，范仲淹上章批评时政，被贬饶州。欧阳修为他辩护，被贬为夷陵（今湖北宜昌）县令。康定元年(公元1040年)，欧阳修被召回京，复任馆阁校勘，编修崇文总目，后知谏院。庆历三年(公元1043年)，任右正言、知制诰。范仲淹、韩琦、富弼等人推行“庆历新政”，欧阳修参与革新，提出改革吏治、军事、贡举法等主张。景祐五年，范、韩、富等相继被贬，欧阳修上书分辩，因被贬为滁州（今安徽滁州）太守。后又改知扬州、颍州（今安徽阜阳）、应天府（今河南商丘）。
皇祐元年（公元1049年）回朝，先后任翰林学士、史馆修撰等职。至和元年(公元1054年)八月，与宋祁同修《新唐书》，又自修《五代史记》（即《新五代史》）。嘉祐二年(公元1057年)二月，欧阳修以翰林学士身份主持进士考试，提倡平实文风，录取苏轼、苏辙、曾巩等人，为文坛输入了新鲜血液，对北宋文风转变有极大影响。
欧阳修出身贫寒，通过自己的艰苦奋斗终于成才。他23岁中进士。知成才之不易，使他更求贤若渴，极力为朝廷举荐人才。宋仁宗庆历元年（1041年），当时还默默无闻的曾巩，给文坛泰斗欧阳修写了一封自荐信，并献《时务策》，表达政见。欧阳修读了曾巩的文章，赏识不已，他在回信中说：“其大者固已魁垒，其于小者亦可以中尺度”，充分肯定了曾巩文章的思想性和艺术性。曾巩擅长古文策论，轻于应举时文，故屡试不第，一直埋没于草莽。为此，欧阳修特撰《送曾巩秀才序》，为其叫屈，为其扬名，又把曾巩纳入门下，当成最堪造就的学生，悉心教导，还盛赞曾巩说，“过吾门者百千人，独于得生为喜。”在欧阳修的培养和帮助下，曾巩于嘉祐二年（1057年）高中进士，从此一鸣天下知。显然，曾巩是欧阳修的得意门生。
欧阳修是苏轼一生中最重要的伯乐和导师，虽然通过张方平的推荐和他们提交的论文，欧阳修已为两位小帅哥出众的文才所折服；对他们的诗词文章，都赞不绝口，认为他们‘是早晨**点钟的太阳‘，文坛的未来应该是属于他们的。然而，真正看中苏轼、苏辙这两匹宝马良驹，是作为主考官阅读他们考卷的时候。苏轼一生都恭恭敬敬尊重欧阳修和张方平两位有知遇之恩的伯乐和导师，称：“出入四十余年间，虽物议二人各不同，而亦未尝敢有纤毫轻重于其间也。”
那么，在严肃的科考试场上，苏轼是如何尽情发挥、游刃有余、才气过人，惊动两位主考官的？且看下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