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松见我们来了，也是为显露一下气派，就催着父亲快点放烟花，彭大富说：“刚吃完饭，等你奶收拾完了再放。”大松又去催他二叔，他二叔也说再等一会儿。这时那位老太太说话了：“快放吧，放完了不就没有想头了吗。”母亲发话了，两兄弟忙把吃饭的八仙桌抬到院子里，在八仙桌上放烟花，可见东西不少。我们也很兴奋地围在桌边。等了一会儿，大松的二叔从屋子里抱出来一个纸箱子，那纸箱子里插着大小粗细各不相同烟花，真的不少。那位彭大富并没有动，都是大松和他的二叔在那里忙活，大松的二弟二松才四五岁，也在边上瞎忙，他还争吵着要先放这个再放那个。最后他二叔的大脑门一闪，弯腰从箱子里拿出一把小起花说：“好了，先放这个。”
那把小起花很精巧，脑袋还没有手指头粗，尾巴是竹条做的，都是一样长，尾巴还用红颜料染过。那把小起花的脑袋被一层塑料纸包得紧紧的，齐刷刷的。大松的二叔用手撕开塑料纸，那把小起花就散开了。他抽出一个用手捏住起花的脑袋，另只手用香烟一杵，那小东西哧地一声飞上了天，然后啪地一声炸开了花。那大松二松也抢着放，别看他们年龄小，胆子却很大，用小手捏着小起花的脑袋，让他们的二叔给它点着，彭大贵就用香烟点那捻子，他们毕竟是小孩，捻子一着，他们还是有些害怕，手一松，那小东西就斜着飞了出去，飞得还没有树梢高就啪地一声炸开了。这时我发现彭大贵手里夹的香烟是过滤嘴的，这东西我在商店里也没有见过，好像只有很大的官才能吸这种东西，他并没有当官，可见是吸他大哥的。
他们在这边正放得开心，连彭大贵的女人也来凑热闹，这个女人很娇小，只到男人的肩膀，城里的人，衣服自然很好看，头发好像还有一些卷，她一脸的兴奋，像小孩子一样抱着男人的肩膀撒娇，有时也拿出一根长长的照明弹在院子里放。我们称这种东西为魔术弹，因为它像玩魔术一样一个接一个地往外喷火球。我提着灯笼不敢靠近这个女人，在我的印象里，这样的女人不正经，烟花都是小孩玩的，很少有大人玩，何况还是个女人。更不像话的是，在这么多人面前她还敢抱着男人撒娇，更不正经了，只有电影里的女特务女坏蛋才干这样的事。我不敢往前靠不等于别人也不敢，刚强他们几个一见她手里的烟花放完了，就挤上去要那很好看的纸筒子。还有放在桌子上燃放的万花筒，大大小小的很多样，那边的火药刚一喷完，这边就有小孩上去抢那空壳，那位彭大贵在一旁大喊：“小心烧手！”可小孩子们管不了那么多，手慢了就是别人的了。那一箱子烟花虽然很多，不过也没有放多长时间，等那个箱子见底的时候，院子里也挤满了小孩，而且还有人继续往这边涌。那位彭大贵大手一挥说：“放完了，都回家吧。”于是我们也提着灯笼渐渐地散开了。
当我回到家的时候，发现二哥三哥正站在院子里放大哥拿回来的起花。我赶紧上去要，三哥举着剩余的两个不给我，我就提着他的属相骂：“小龙娃，死龙娃……”他是属蛇的，我们这里把属蛇的称为小龙，我也只能这样骂。他就随手给了我一个，结果这个还断了半截尾巴，由于害怕三哥打我，也不敢再争夺。等他放完了，我也找来洋火去放，胆子太小，不敢用手去捏那装火药的大脑袋，就用手捏住起花的尾巴，结果火药正好喷到我的手上，疼得我大叫一声将那还在喷火的东西扔出老远。手背被火药烧黑了一片，钻心地疼。母亲骂着从房子里出来：“小鬼娃子，一点也不安稳，又叫啥。”我吓得也不敢哭了，可眼泪还是流了一脸，母亲看了我一眼，又骂了我一句再不理我了。三哥小声地怪我：“真笨，哪能那样放，活该。”被火烧的感觉真的很疼，我实在忍不住，又小声地哭了一会儿，还是没人理我，只好自己弄了一些水，轻轻地洗了一下，钻到自己的狗窝里去了。
疼了半夜的手背没有战胜我的困意，终于还是睡着了。万幸的是这一夜我没有尿床。天亮的时候，手不再那么疼了，不过被火药烧到的地方起了一个大水泡，四周都是黑的。我的手一个冬天都是肿的，现在又被烧了一下，抓东西就更不方便了。好在天气渐渐转暖了，我手上的冻疮也慢慢好起了。我的双耳已经被冻死了一层皮，结了一层厚痂，太阳一晒又疼又痒。
春暖花开，人们也开始忙碌起来。这几天队里正在安排人去脱土坯，队长说了，四队的场屋早就盖好了，就咱们五队的场屋还没有盖，牲口也没有地方拴，农具也没有地方放。这说不错，我爷爷是看牲口的，去年发水时，几个队的牲口都药材公司的后院里，水退了之后，各队的牲口又都牵了回去。我们五队的牲口就拴在爷爷的院子里，因为场屋没有盖好，只好爷爷暂时养着。不过这脱土坯也是个力气活，没有力气不行。可是青壮劳力都挖茨河去了，还真找不出几个人，张景富和张景斌商量着把妇女组织起来干活，就来找母亲商量，母亲说：“只要给工分，有啥不行的。”于是大人们就准备着下地干活，而我们这一群小孩子还是没有事儿做，整天在巷子里瞎跑。
这一天母亲收拾院子时，把过年啃下来的骨头装进一个破筐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