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天马街，有收音机的没有几家，我家就是其中的一家。父亲在银行里上班，用老百姓的话说算是公家的人，父亲的银行里有报纸，可以了解到国家大事。平时在家里也会听一听收音机。当时的收音机里只有这么几种声音：时政新闻、阶级斗争、批林批孔、革命歌曲、样板戏。只有这些东西，想听别的也没有。而对老百姓最有用的大概就是天气预报，尽管不是很准，这可能是最真实的东西。有时张景斌会来听一下天气预报，听完之后，也会听一会儿新闻，听着听着，批林批孔就来了。那一段时间，我也让批林批孔给搞糊涂了，天天都在说孔老二，我也不知道孔老二到底是谁？有时看到银行里的老孔，我怀疑他就是孔老二，后来想一想也挺可笑的，如果他是孔老二，我们银行里的人不是倒霉就是沾光，好像没有第三个选择。
批着批着，就来到了1976年。对农村人而言，阳历年只是一个说法，没有几个人会放在心上。农村人说的过年就是大年三十，这才是真正的年。阳历年一过，人们就开始想着过年的事儿，虽然离过年还有一个多月的时间，大人们已经开始盘算着如何过年了。这场洪水的来临，让秋庄稼颗粒无收，对老百姓而言，无异于雪上加霜。粮食不够吃就不说了，因为粮食年年都不够吃的，老百姓也都习惯了。过年总是需要钱的，钱从哪里来，这才是个大问题。
我的身体自小就不怎么样，一到冬天，手脚耳朵都会冻烂，年年如此，一直也没有好过。这一年的冬天还是这个样子。眼看着年关快要到了，孩子们尽管很天真，像我这么天真的还真不多，可能是因为家里有收音机的缘故，我会听听新闻，会关系一下我的国家大事，没有几个小孩会像我这样。他们关心的是过年，因为过年有好吃的等着他们，有新衣服等着他们。其实我也一样，没有哪一个小孩不盼着过年的。平时都是吃糠咽菜，破衣烂衫，只有在过年的时候才能穿上一件新衣服，吃上一口鸡鱼肉蛋。还有自家炸的馓子，油条、丸子等等。像“小孩小孩你别馋，过了腊八就是年……”这样的民谣我们这里没有人唱，而“腊月八，腊糊涂，老鼠娶个瞎媳妇”这句民谣人尽皆知。至于老鼠为什么要娶个瞎媳妇，怕是没有几个人知道，我也不知道。我想大概是当时的粮食金贵，希望老鼠娶个瞎媳妇，生下来的小老鼠也都是瞎崽，不会再出来偷粮食吧。
腊月八的早晨，母亲把红辣椒在水里泡了一下，然后在案板上剁的粉碎，又剁了一些生姜和葱花。熬了半锅辣椒汤，再搅上半碗白面，半锅糊涂粥就熬成了，条件好的人家会勾上一些鸡蛋花，我们家也勾了，只是到后来都盛到父亲的碗里了。母亲又在大柴锅里贴了一圈杂面锅巴，做好之后，我们就盛上半碗糊涂粥，拿着一个杂面锅巴，也不用筷子，端到路边，依着墙根，用锅巴蘸着糊涂粥吃，这东西还是很好吃的。腊八的天气虽然很冷，当时的大人小孩几乎都是这个样子，端着半碗糊涂粥，拿着一块馍，跑到路边，或站着或蹲着，吃得津津有味。只是小孩子都不喜欢吃生姜，我总是把姜末偷偷地吐出来。
当时老百姓的生活都很艰难，都在为如何能填饱肚子而发愁，国家大事大多不放在心上。你不放在心上，并不等于这国家大事就没有了；刚过完腊月八，我们的糊涂粥刚吃完，一个不幸而绝对真实的消息就传来了，我们的好总理周恩来离开了我们。这个消息是我从收音机里听来的。这台收音机太老了，里面的杂音很大，除了听新闻还真不能听别的。
周恩来究竟有多伟大？我这个不懂事的小孩子还真不知道。在我当时的记忆里，国家领导人好像只有三个，**、周恩来、朱德。他们都是好人，这也是我当时的坚定信念。因为收音机里一直在说周总理很辛苦，我也一直认为他很辛苦。他离开我们时只有七十六岁，这也让我很惊讶。关于周总理的离世，巷子里的大人还真议论过，我还真记住了一句话：好人不长寿，坏人活千年。后来我想这“好人不长寿”肯定不是好事；“坏人活千年”也不见得就是好事，我们这里人常说：千年王八万年鳖。与周总理密切相连的还有一句话——鞠躬尽瘁为人民。我一直不能理解鞠躬尽瘁的含义，上学时老师也没有好好跟我们讲，直到我上初中时查了一回词典，方才完全明白。后来随着见识的增长，我发现周恩来也的确是这世上最完美的人。那一段时间，我特别关心周恩来逝世的消息，一有空就守在收音机旁边听，尽管好多事情后来都忘记了，但我对周恩来信念就没有动摇过。那时不单是我的心情不好，连整个永安城也笼罩在阴霾之中，天空还下了一场雪，街道也变得泥泞不堪。
过了腊月八年关更近了，分红的时候也到了。生产队里每年都是这个时候分红，这一年发了大水，秋季的庄稼都淹了，生产队里收入少了，不过政府给了一些救灾款，银行里还有贷款，不多，都是三块、五块、十块、八块的。母亲从她珍藏的小布包里翻出一扎工分，掖在怀里到队长家里结账去了，这工分可是农村社员的命根子，就是发了大水也不能丢。天快黑的时候，母亲回来了，她坐在床边，在昏暗的灯光下把一卷子钱摊在床上数，我远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