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那一夜我们走的还是冬瓜塘北侧的那条路。去的时候天还没有黑，我们走过去时并不害怕。那个桥洞上面已经垫上了一层土，由于两侧没有了挡土墙，泥土稍垫高一点，就会向两边滚落，只能垫的低了一些。去的时候尽管不害怕，随着桥上面道路的起伏，我的心也是忽地一沉。回来的时候却是害怕得要死，天非常黑，经过那个桥洞时，如同闯鬼门关一样，快步跑了过去，我的一只手紧紧地抓住三哥的衣襟，一口大气也不敢出。尽管孩子们很多，后面还有几个大人，我们依然很害怕，也不知道是谁故意吓我们，还是他真的很害怕，竟然叫了一声：“连福出来了！”那声音颤抖得很厉害，我们的最后一根神经终于绷断了，一下子没命地跑了起来，一个小孩绊了一跤，他也只惊叫了半声，也许是害怕连福拽他的大腿，又爬起来没命地狂奔。一直跑到寨门下面，我们的心才安定了一些，然后是提心吊胆地各回各家。
这一场电影是我小时候最惊心动魄的一次经历，魂都要吓飞了。在这之后，又一次没有看成电影的经历也是险象环生意义非凡。永安城的人们应该感谢这一场洪水，因为它送来了一个绝对响当当的人物，除了大名鼎鼎的方老端，怕是再没有第二个人能跟他相比了。他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叫花子——满仓。
那一次的经历是有一些癔梦的性质。因为天马街和中石街都放了电影，想着下一场就是三里街了，以后的日子里就是心里想着嘴里打听着。一直没有什么动静。紧接着秋种开始了，大人们都忙碌起来，小孩子们还是无事可做。学校里的房子都倒了，一时盖不起来，学生们还无法上课。二哥三哥也在家里闲着，他们偶尔会跟着母亲去地里拾一些柴火，以便过冬的时候用。二哥偶尔也看一看他的课本。又过了一段时间，街道上的房子大都盖好了，商店也都营业了。大哥的工作也让父亲给解决掉了，是在天马街卫生所里当学徒，这也许是父亲的功劳，因为他和王国强的关系很好；也许是母亲的功劳，因为卫生所的一个女医生和她一同参加过学习班。这是解放后的妇女学习班，不是爷爷被关进黑屋的那种学习班。和母亲一块学习的几个女人都成了她的好姐妹，关系一直很好。当时还算是革命年代，干姐妹是不能称呼的。亲如姐妹还是差不多的。关于大哥的工作，母亲的姐妹起不什么作用，她仅仅是个医生。那个所长姓罗，也住在北门坡一带，我们两家也没有什么关系。这中间还是父亲的作用大。因为父亲不单单和王国强的关系好，而且还认识许县长。父亲尽管不张扬，让大哥进卫生所当个学徒并不是什么难事，同时大哥的个性很沉静，也适合干这个行当。
也许是秋种的因为，生产队的社员都在忙着种地，学校里的教室一直也没有盖。中学的后一排还有几间青砖瓦房的教室，现在住上了老师。小学就在中学的南面，隔着平时放电影的操场和最后一段寨沟的尾塘，这一片尾塘就是筑中学的庄台留下的产物，小学用的是我们五队的菜园地。就在我家的西侧隔了一条寨沟，我家的菜园也在那里，大概有两三分地，母亲有空也常去种菜。那个时候，师红宝等人是不准乡下人来卖菜的，说那是资本主义的尾巴，要割掉这个小尾巴。至于城镇上的人吃菜的问题，就分给你一些菜地，自种自吃，一切依**的“自力更生，丰衣足食”的号召为准。至于那些不会种菜的，就活该倒霉了，不过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肚子都填不饱了，青菜不青菜的也无所谓。我们五队的菜地还是很大的，加起来有几十亩地，小学当时用不了那么多，只在和中学相对的西北角盖了几间教室，这一次发水把那几间教室的房顶也快淹没了，洪水退后，还真不错，居然没有倒。不过教室没有倒，一时也没有人管。中学的几个老师都是工读的，国家有工资，可以住校；这小学的几个老师都是民办的，一年到头的没有一分钱，只是大队里分一些粮食，现在都在忙着自己家的房子，那里还有时间管学校里的事儿。说实在的，那个时候，小学的地界还是很荒凉的，向西望过去，就可以很清楚地看到浪死岗子的坟头。有时在阴雨天，站在我家的后院，就能看到浪死岗子的鬼火，一闪一闪地晃着緑光，好不恐怖。
三哥是75年春天上的学，那个时候连什么时候开学都不准。三哥只上了几个月的学就闲在家里，那时的孩子真是无聊极了，除了上学就是想着甘家叔侄什么时候放电影。现在正想着的就是三里街的那一场电影。尽管戏园子的那一场电影让连福把我们吓得不轻，可依然抵挡不住电影对我们的诱惑。等到地里的庄稼都种完了，大队里开始抽出劳力给中学盖房子时，好的消息也终于来了。这个好消息是怎么传来的，我还真不清楚，只知道三里街要放电影了，于是我们这一群孩子连晚饭也没有吃，太阳刚一映红残云，我们便掖着半块黒馍，三五成群地往东跑。
三里街太远了，我们要沿着中心大街一直往东跑到尽头，到达粮站的门口，中心大街的东端在这里和洪河岸边的望天梯相汇。洪河向东不远就是龙摆尾，粮站的大门正对着洪河，运粮食的大船在这里停靠非常方便。由粮站再往东就是三里街，三里街的人有点穷，他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