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方老端。他是武术大家，会岳飞三击掌，在上海打过洋人，和霍元甲一样，都是真人真事。关于他的传闻我很小的时候耳朵就灌满了，什么单掌开碑，踏雪无痕，隔山打牛……神乎其神。要是哪一个人说自己厉害，别人就会半讽刺半挖苦地说：“你真行，你比方老端的大徒弟马老汉还厉害，马老汉也没有把方老端的功夫学完，你咋就全会了呢?”要是这人再年轻一点，别人又会加上一句：“方老端59年就死了，那时候你还没有出生，那你这一身功夫是怎么学的，是不是他在梦里教你的？”就会引起一阵哄笑。
我们这个大家族是张姓，人口在永安城也是数一数二的，乡下的亲戚来我们家做客时，常说一句话：银钱一缸，不如姓张。可见张姓在永安城还是很吃得开的。至于张姓的祖上是什么时候来到永安城的，这一点无法考证。后来听父亲说过，张家的祖坟在城西北的三里湾，已经很早很早了，没有几个人能记得。随着时间的流逝，张家分成了老五门，再后来又分成了东五门西五门。人口越来越多，我也听糊涂了。
我们这一支还是大致能记清的：我们这一门往上可以追溯到我爷爷的曾祖父那一代，那时应该还是清朝，我爷爷的曾祖父生了三个儿子，老大是我爷爷的爷爷，老二是四爷的爷爷，老三可能有些残疾，被送到庙里做了和尚。我爷爷的爷爷只生了一个儿子，也就是我的曾祖父，他生了三个儿子，老大就是我爷爷，二爷曾在国民党的部队里当过下级军官，后来死在狱中。三爷也在旧政府里任过职，解放后也去坐过牢，出来后一直在教书，还戴着右派臭老九的帽子。我爷爷也曾在国民党的部队当过兵，也算是国民党残余分子，那一次去游街也跟这有很大关系。我四爷的爷爷也是只生了一个儿子，不过他是兄弟四个，老大解放前被土匪打死了，老二是病死的，当时也只有十几岁，老三就是前院的三爷，这位堂三爷的身体也不好，在我出生之前就死了，留下了三奶和两女一子。父亲说他们那边的生活一直不太好，四爷很小的时候就过继给了韩湾的韩家，因为离得太近，两家人一直都在走动，我们还是依然叫他四爷。这就是我们这个家族的大致情况。
从永安城西南角的水文站算起，向东北饶了半个圈，是第一生产队到第十二生产队，都是天马街大队的土地，人多地也多。一队到四队的土地靠近洪河，地势低洼，多是水田。我家属于五队，地势较高，有一半水田一半旱田，在水田的田头沟渠交错，水草繁茂。在我当时的记忆里只记得到处都是水，到处都是鱼。依照当时的政策，水稻高产，可以多打粮食，不会饿肚子，在洪河两岸水稻也的确很高产。在那个大集体的年代，又是在文革期间，老百姓除了下田干活，也没有别的事情可做，既不能打工又不能做生意。出去打工叫着扰乱社会主义生产秩序，无组织、无纪律。做生意叫着挖社会主义墙角，搞投机倒把，严重的要拉出去批斗。不过做生意的还是有，只能偷偷地做，队里分的粮食不够吃，不能窝在家里等死。有时队里也会在农闲时节组织劳力出工，跑到外面去修防洪堤开挖河道，一切费用都是公家出，这可是个好差事，一般人都愿意去。去不了的只能闲在家里，或者帮左邻右舍盖盖房子，跑跑腿。那个时候普通人家盖不起砖瓦房，能用土坯盖上两间茅草屋已经很满意了。对于劳动力少的家庭，土坯房也很难盖起来，因为那脱土坯也是很费力气的活。首先要有地方取土，要有场地，要有强壮的体力，因为脱土坯要用粘土，要将麦秸和稻草和进去，要和烂和透，然后再一锹一锹地铲到长方形的模子里，用泥抹子抹平，用双手轻轻把模子抬起，然后紧挨着放到地上，再淋上一点水，再往里面铲泥，土坯就是这样一块一块地脱出来的。如果盖上两三间房子，光脱土坯就是一项很大的工程。不管怎样，房子还是要盖，不盖房子一家人就住不下，这是有历史原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