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写得东西也甚少了！
距上次笔记间，一直在读蔡东藩《宋史通俗演义》和吴泽《中国历史大系：古代史、殷代奴隶制社会史》以及小读物《五代十国》。
自夏商周立国之初，到历代王朝帝国，尤其在中国大地汉人当政之形迹，可谓均是“智巧”、“勇势”之交搏，其中离奇古怪、五花八门、阴阳交错、腥风血雨等伎俩才干，无不登峰造极。而今中国的青中年，因解放后文化艺术被专横独断所禁锢，对于历史，尤其是社会政治性历史资料，能够了解和掌握得极其有限；即便是用心学习者，也是用一种偏颇的眼光来审视，一般不容易进行客观性思辨。马列主义虽然难以割舍地与中国民众思想、语言和行为之联系，且相互渗透并融合着，但其能够融合多久，能够融合多深，则已经都是个问题了。中国数千年文化传统、民族精神和立国为人之纲常，有其“基因”性的遗传因素和物质条件，任何社会的科学性研究和理论，都不能抛开这种民族性基础，而在这里那儿妄谈社会形制、人的思想精神和行为外貌。也就是说，中国真正的未来，如果不是民族文明自然性的发展和进步，那必将走向一条民族精神悲剧化的灭亡行程。纵观世界，任何一个民族都没有像东方中国一样，有如此古老、长久而坎坷的新旧文明成长轨迹，即在高度智能、稚幼心态以及生活极端穷富的跌宕矛盾中，却又持续交织地前行过。只要“诗、书、礼、易、春秋”之典籍存在人间，华夏文明之精神和实践者必将不乏见到，并不断涌现。因为，社会存在的“道”、“德”上的真理，非为马列主义才发现，而是亘古即有，仅是每一时代的“圣贤”、“智人”或其领袖们给予描述、表达出来的文字符号及其排列组合上有所差异和不同。但是，其思想内容，尤其在时代社会效果和价值意义上，是完全一样的。
在中国宗族、祖宗或言宗教文化中，有一种不言为“明”而言则并“不明”的教条和思辨。社会进步到今天，再宣扬类似“大智若愚”、“狡黠诡辩”的理念，有百害而无一益。世界上任何政治、文化、科学性的知识理论，其哲学意义上的本则或言真理性，是可以理喻的，也是能够达到“知之”境界的。但是，只要社会尚且存在时间、空间上的真实性差距，任何社会都难以达到所谓“大一统”为完美的理想境地。世界的“美”之所以被人世间推崇并渴望着，就因为有差距、有对比、有不同的存在。懂得并认知这里面的道理，对于矫正一种因个性偏狭而带来的群体性错误观念，不仅是大有裨益，而且是解决问题的根本和关键。
1992年4月10日周五
近读蔡东藩《明史演义》，间阅《毛姆传》，从中对比东西方社会的差距和共性东西。思考之中，难以摆脱吴泽先生所说，中国社会的今天，源于自古土地为君王所拥有，社会中从来未有真正的自由贸易和私有之制；中国科技不发展，源于重文轻利的教育以及没有拥有自我财产上的自觉。若由此思路推演，仿佛西方的今天乃是中国的明天。如此论断能否成为事实？其是否合乎社会进步的规律性？对此，吾虽怀疑之，但就眼下政体，无论中外古今，似乎未曾有过，其貌似稳中有进，而实质危机四伏。群龙无首，民众盲随，似乎同仇敌忾之相，却非万众一心之质。西方此状，有土地财产自恃，尚可无恐；而中土失衡，群起争利，无恃亦无恐。唯明确新社会发展理念，抛却小团体和一己之私利，才有可能的光明之未来。
（2014年10月11日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