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制约，依然是素描淡写，而没有借助于改革开放政策的大手笔描绘出一副壮丽的画卷。经济发展与发达地区及内地发展好的地方相比，应该说不是很大的差别，而是天上和地上的差别。在二00三年以前，有讽刺意味的是，很多解放前外出的人，时隔几十年回到家乡时，还能找到自己的村庄和老宅。早在十多年前，我们村里因基层**引发连续不断的群体上访。当权的最喜欢当太平官，“浪平龙卧稳。云静鹤飞高”，最害怕“这不冒泡那冒泡”，也就是怕“刁民”闹事。在那个稳定压倒一切，社会治安一票否决的特殊年代里，所管辖范围内的社会治安如何？直接关系到头头的政绩和升迁。有一天下午，我正闭门在院里看书，有人敲开了我的院门，一看是乡政府的两名青年干部，我当然都认识，一个是主管纪检的刘书记，另一个是****办的高秘书，都是大学文化。找我主要是想了解一下群体上访更深层次的原因，平息上访风波。那个时侯，一般都是只找群众的事，不找当官的事，所以就和他们胡扯了几个小时，最后他们让我谈一点看法的时侯，我就拿起笔给他们写了一首题为《村情》的诗：“年年秋风吹大荒，课税缴罢心半凉。群鸟乱飞离巢去。头雁高卧不领行。官肥民瘦恨硕鼠，山高路远望小康。待到春风度玉门，嗅得百花自然香”。
几十年来，由于家乡经济发展比较滞后，才使一茬又一茬的的人。特别年轻人把外出打工作为改变生存条件的唯一途径；因为贫富悬殊越来越大和社会就业难度的压力，导致很多人，尤其是年轻人心理失衡，急于短期暴富，所以才瞄准了这个行业。我们的家乡状况只不过是很多地方的一个缩影，从事这个行业人员所在地经济发展的落后和社会公平竞争舞台的逐渐消隐，是这个行业兴而不衰的主要社会因素。有两点足以说明，第一，凡是工作条件和生活条件非常优越的人来从事这个行业的比例相当小，即便是因失意来几个，那只是个别现象，所坚持的时间也不会太久；第二，凡是明星村和经济发展特别好的地方，绝不会有人来干这个行业。我走了很多城市的团队，从没有看到或听说有这些地方的人来干这个行业。
我到深圳以后，就实话告诉孩子我跟着表弟干这几年没有挣到钱，不过他早就从女儿那里知道，我升A以后没钱和在十堰的一些情况。他没有抱怨我，更没有指责我，只是规劝即早离开这个行业，否则最后必然人财两空，身败名裂。看到孩子这几年在外无家可归和独自艰辛的生活，一种对儿女的愧疚感情不自禁的涌上心头，如果不是选择了这个行业，怎么也不会沦落到今天这个地步。在初来行业的时侯，很多人都以为以前没有遇到这个行业真是白活了，现再回过头看一看自己这几年所走过的路，被人愚弄和当猴子耍了几年，而且耍的家破人亡，那才真的是白活了。表弟对我来深圳过年不高兴，更不支持，他经常把他自己的孩子夸成一朵花，把别人的孩子说成豆腐渣。自己的孩子再不好，那也是亲生骨肉，俗话说：猫生猫疼，狗生狗疼，不是谁的骨肉不连谁的心。我曾经亲身经历和目睹过一件事：这个事发生在八十年代初期，农村才开始分田到户，村庄住有两户人家，隔路为邻，关系和睦。在一个夏天里，其中的一家三岁的儿子在吃中午饭的时侯不幸落水溺死，孩子的父母哭天号地，悲痛欲绝，亲人呜咽；而另一家邻居正值上午有客人，女人厨房做饭，男人陪客人划拳喝酒，女人闻讯赶忙放下手头活儿跑到现场唏嘘几声，又赶紧跑回去做饭，男人陪客人该吃该喝，若无其事。到了第二天中午，头天有客的一家的一头水牛，戏水时猝死在塘里了。在当时生产力还很落后的情况下，耕牛就是一家人维持生计的本钱，也是家里最大的一宗财产，所以女人就蹲在塘边上把嗓就哭哑了，男人在一旁哭丧着脸，垂头丧气。由此可见，在一般情况下，每个人都是非常关注和看重自己的利益而对别人的痛苦却麻木不仁。
除夕的晚上因为没有家的感觉，所以也很平淡。好在吃罢饭，孩子的几个玩伴都过来相聚，还有家乡的人听说我过来了也来看望。他们虽说都是打工的，但抽的烟都是二十五元一盒的《芙蓉王》牌，还有年青人吸的档次更高，那就是《中华》和《玉溪》牌香烟。听说在广州深圳就是拣垃圾的人抽烟价位也在十元以上，我这个行业的所谓A级别大老总抽的烟却是六元一包的《好日子》，也是在深圳最低价位的香烟。不过这比在十堰还好一点，在十堰抽的是四元一包的白盒《梅花》牌香烟。男人抽烟和穿衣服一样，是品位的像征。自己一个人吸低档次的烟，也到无所谓，最怕的是遇见熟人，如果让他们知道我吸的是最低档次的香烟，那会严重损害行业形象的，自己也会感到很丟人，所以在深圳那段日子里，我从来没有给任何人当面递过一支烟。
除夕之夜，王峥超从深圳市区专程赶来看我，提前几天从孩子那里知道我要来深圳过春节的信息。他是我们河南周口人，是儿子在洛阳上大学时的异校同学。他来这个行业比较早，2007年春天，团队还在都江堰时他已经是行业的老板了。他在河南科技大学读本科，还差一年没有毕业，上线款是从同学那里借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