浩荡荡进入农村，再加上村干部，由小分队就变成了大队人马。
车马进村，狼烟四起，鸡飞狗叫，老少恐慌，村民谓之’土匪来了”，多关门逃避。对于拒不交或无力交纳粮款的农户，便有几个人破门而入，有粮抬粮，没粮抢物，强行装车拉走，常闻大人哀求和儿童啼哭之声，略有反抗者，便上拷示众，加倍处罚。由于当时的大背景所决定，基层干部无法无天，村村都设有治安室和治安员，发放手拷和警棍，可以任意抢夺群众财产、拷人打人。一九九一年秋后，乡政府组织我们村干部到信北参观邢集乡搞的劳民伤财“坡改梯，种板栗”工程，就是把草木不长的荒山改成梯种上板栗，让农民自备生产工具，自带伙食和铺被，因抵触情绪大，政府就把很多不愿意出工农民成排的拷在山坡工地上殴打，杀鸡儆猴。回想当时那种高压和高强度的劳动场面以及露宿荒坡的艰苦生活，更进一步加深了对柳宗元本民思想的认识。
当时强行征收农民的各种赋税，除很少一部分农业税上缴国家以外，其余全部都被乡村两级官员挥霍和中饱私馕，基层**就是从加重农民负担开始迅速恶化的。因农民负担过重和基层严重**引发的群体上访此起彼伏，但都被地方官府忽悠或一次次弹下去。党中央国务院也曾多次下发文件，三令五声的要求减轻农民负担，但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文件到了基层，变成一纸空文，如“强弩之末，其势不能穿鲁縞也”。在农村又出现了土地大片撂荒现象，政府又通过征收荒芜费来遏止农民弃农外出的势头，农民不愿意种地也得交费，这也算是有史以来第一次。土地自古以来就是农民的命根子，农民连自己的命根子都不愿意要了，可见当时农民的负担沉重到何种程度？
到了二00三年，党和国家给了农村农民一项石破天荒的政策：免交“皇粮”，废除一切苛捐杂税，种地补钱，还免除农民的徭役，当时在传达这一政策精神时，很多农民根本就不相信这是真的，以为这是当官的又在骗老百姓，当成为现实以后，有不少老农说着说着就感动的哭了起来，据说在正阳还有的农民把当时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名字写好贴在厅屋的正墙上，跪下给他们磕响头。从那一年开始，压在农民身上的沉重的负担彻底被取了下来，放进了历史的陈列馆，永远成为农民痛苦的回忆；也正是从那个时侯开始，中国的农民才真正的富裕起来；农业才真正的发展起来；农村才真正的繁荣起来。农民免交税赋和徭役这是开天僻地的大事变，解放以后，中国农村进行了三次伟大变革，第一次是五十年代初的土地改革运动；第二次是一九七九年的分田到户；第三次就是免交皇粮和各种苛捐杂税。从此以后，中国农民才开始由温饱型向小康型转变。
农民阶层历来就是一个最大的弱势群体，也最容易受到贵族阶层的欺压，柳宗元的《捕蛇者说》者篇短文，正是因为表达了千百年来农民的诉求和心声，才得以流传千古和显示出他永不衰败的生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