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十四日，天气也开始好起来，虽然还有余震发生，但脚下的震感轻微了许多，人们都已经习以为常了，最起码不是那么恐惧，水电还没有恢复，电话偶而也能打通，有的小商店已开始营业，路边上已停放有开往成都的汽车。听说地震的第二天就有人拨通了电话，我却怎么也打不通，后来才知道，每人限制两分钟，需要反复拨号排队，才能打通两分钟的电话。所以当时一直没有拨通表弟的电话，也没有接到表弟的电话，他很可能也是因为打电话排不上号，表弟得不到我们的消息，肯定是万分着急，想知道我们到底是死了还是活着?
此时人心已开始浮动，一是团队向何处去？二是遇难者的家属最近两天很可能要赶到都江堰，该怎样面对?在这个时候，何老师她们的团队正在陆续向李冰广场集结，并且开往成都的大巴车已经租好。这事我们开始并不知道，看到她们的动作，我们才明白过来，她们要离开都江堰了，至于迁往何处，我们不得而知，看到她们都像溃败的队伍大撤退一样，我们也没有见到何老师她们几个B级别老总，有几个领导正在组织人上车，慌里慌张的与我们打了声招呼。看到她们的行动，我们的人更加着急了，当时真有点“大难来临各自飞”的感觉。她们都是三表弟的整体网下，我们的团队与她们的团队不同，她们团队没有死伤，无牵无挂，拍拍屁股，赤手空拳，上车走人就是了，更重要的是她们的B级别有钱，有了钱就可以摆平一切困难。而我们可不行啊，一是遇难者的善后工作如何摆平？二是没有钱，又没有地方去，可以说已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她们的团队中午走的时候，已没有昔日的千言万语，只又急匆匆的逃离。她们走了我们怎么办？此时此刻，我们的团队：就像断了线的风筝，在空中游荡；像没娘的孩子，不知去何处不流浪？像迷途的羔羊，东张西望；像大海中的一叶扁舟，失去了方向。
在我们最为难的时终于接到了表弟震后打来的第一个电话，虽说不是什么问候电话，最起码与上面取得了联系。他说他因打不通电话快要急疯了，气的见面准备咬我一口，说我没有给他打通电话，表弟的心情我当然很理解。后来才知道，死几个人，连他的脚丫子灰都不算，他担心这支团队没了，百万富翁的梦就要破碎。估计他从别的渠道已经知道了我们团队的大概情况，只要几个B级别还活着，团队就垮不了，留着青山在，不愁没材烧。其他事他也没有问，只说了一句让我们暂时在都江堰呆几天，等他的通知，可能是因为打电话受时间的限制，所以电话就被挂断了，否则准又得听他说出口就伤人的话，不过这次没有时间说，下一次肯定要补充到位。
我们团队的领导和部分老朋友听说别的团队逃离了都江堰，也来李冰广场找我们几个B级老总，看下一步怎么办？众说纷云，莫衷一是，如果不尽快拿出一个方案，哗变散伙的苗头已经出来，留在都江堰继续做行业那是不可能的，一是震后余生，有恐惧心理；二是没有房子，寝室课堂解决不了；三是别的团队都走了，没有了合作伙伴，唯一的出路同样是逃离都江堰，逃往何处，尚无明确目标，同时，迁网经费也无法解决，但事态的发展已容不得我再犹豫徘徊，必须马上拿出行动方案，当时我果断决定，先把人拉到成都，走一步说一步，留下两个年龄比较大一点的老板和领导，等鲁松权最近两天从家里赶过来，一同专门负责遇难者家属来后接待工作，经过反复挑选，最后确定留下来四个人，并有孙荣庆老板全权负责。
孙荣庆孙老板这个人在团队里是个非常有影响的老板。他是鲁文智的老爸鲁松权邀过来的铁哥们，虽到天命之年，但看上去依然是相貌英俊，风流倜儅，当过兵，经过商，据说女人缘非常好，社会阅历和情场阅历都极为丰富，并且讲义气，够朋友。最大特点是能言善辩，说理精辟。上线不久，就破例被领导带着经常去掳朋友和留朋友，曾说服了很多新朋友愿意留下来看行业，是福建团队的实际创建人之一，对整个都江堰团队的发展他都起了很重要的作用。这次把他留下来是最合适的人选，处理遇难者善后工作是一个最棘手的事，所以我们都把能摆平这个事的希望，寄托在他和陆松权的身上，我给他一千块钱留作善后工作的费用。
高义豪又带着一个非常可靠的詹老板再一次去B级别的住室，主要是去把白雪梅的行李箱拿过来，因为那里面保存着有团队的账目记录和“四个发展”课程讲稿；另外我派几个人去租两辆大巴车开过来，一切准备就序，只等人员集中后出发。
到了下午四点多钟的时候，各个领导带着自己寝室的人先后都赶到了李冰广场集合，人数清点以后，大家分别坐上两辆车，我与高义豪分别各带一辆车。因为到了成都以后把人放在什么地方，连我们自己心里也没有个数，按照我们事先商量好的意见，我带着一辆车先走，到成都以后找个地方把人安置下来，高义豪带一两车晚走一个小时，到了成都再联系会合。
就这样急匆匆的告别了昔日如画似锦、今日满目疮痍，让人终身难忘的都江堰。坐上车那一刻，我的心非常沉重，回想在都江堰的七百多个日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