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他本身都不是个好人。最令我遗憾的是姨妈仙逝的时候我没有前去为她老人家披麻执绋，这是对二姨妈的一种良心的亏欠。我电话里提出先去看望姨父大人时，表弟并不十分乐意，可能是因为这不是他要我拐十堰来的主要目的。在十堰和在我的心目中，没有任何人的门槛能高过姨父大人的门槛，既然到了十堰，又逢新年之下，有钱没钱，首先给长辈拜个年是理所当然的。表弟在我面前的那个所谓最高级别，如果到了姨父面前说不定会被姨父大人一脚踏平，甚至还会踩个坑。所以这次到了十堰无论如何也要先去姨父家看望一下他老人家。
下车出了站表弟就在那等我，不一会表弟媳叫一个的士过来，还特意买了一大兜子果品来接我。我是第三次见到她，第一次是她们结婚不久回老家见的面；第二次是在随宁，她去团队里看望表弟时我见到了她。从她的言谈举止上就能看出她是一个很有文化修养和德性的女人。我原来就听有人说过，表弟的妻子知书达例，很会接人待物。我们三人坐上车，我还是坚持先去姨父家，结果车子在离姨父家不远的一个超市门前停了下来。我知道姨父他老人家有吸烟饮酒的嗜好，就随便买上一条烟和两瓶白酒，档次虽不是太高，但起码也能过得去。表弟知道我没有钱，说让我去坐一下，意思到了就行了，那哪儿行啊，活了大半辈子还是第一次来十堰，怎么能两个肩膀抬一张嘴在大年初三走进姨父的家门呢？我拎着礼品跟着表弟走进了姨父他老人家的屋里。姨父一直不知道两个表弟这些年都在外边干什么？表弟事先有所交待，见了他爸行业的事半句都不能谈。
姨父大人已年近七旬，童颜鹤发，精神瞿烁，神彩奕奕，不过一提起姨妈，他就非常戚蹙伤感，“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姨父长的是大胡子，国字脸，相术上说这类人健康长寿，为人方正，这两点对于姨父来说都十分应验，在我的印象中，姨父一生在忠孝节义方面听说没有什么瑕疵。他早年参军，在部队入党，转业后成为工人阶级队伍的一员，为了改变建国初期国家一穷二白的面貌，把毕生的精力都贡献给了那红火连天和激情燃烧的岁月。他不仅是工人阶级的优秀分子，如今也成了工人阶级的所影，原来是工人阶级领导一切，后来工人阶级和老工人一样就退到二线、三线了，当年那种甩开膀子大干社会主义的往事早已成为他久久难以忘怀和挥之不去的记忆。
他为革命干了一辈子，到了暮年住的还是七八十年代建成的普通工人宿舍，看上去非常破旧，屋里几件旧家具快成了文物，单位每月给他发几百块养命钱，他吸的烟和饮的白酒都是烟酒市场上价格最低的档次。姨父虽然薪水不多，生活俭朴，但我觉得他是一位最幸福的老人。我曾记得有一位身患绝症的年轻教授，在他即将告别人世的时后说了一句感人肺腑的话，他说一个人高薪不如高兴，高兴不如高寿。姨父整天乐呵呵的，即高兴又高寿。
物质财富是一个人幸福的重要参数或者说是不可缺少的参数，但它不是唯一和决定性的因素。其实，衡量人生真正幸福的标准主要又三条，一是健康；二是平安；三是快乐。一个人如果没有了生命和健康，再多的钱财都变成了废纸与粪土，健康的活着才是最大的幸福，所以哲人说：健康的乞丐比病魔缠身的皇帝幸福；一个人或一个家庭，整天不是这事就是那事，灾祸不断，是非盈门，再有钱也不会幸福，所以人们常说：平安二字值千金；如果一个人天天忧心忡忡，焦虑不安，如李清照所说：“只恐双溪舴艋舟，载不动许多愁”，那也是没有幸福可言。一位智者说过：把一个家庭折腾得家破人亡的往往不是面条而是金条。有很多有钱的人不是祸从天降，就是身患绝症，尤其是暴得不义之财，整天过着提心吊胆的日子，这就是古人所说的：贫穷自在，富贵多忧的道理。
当天夜里，我与姨父同床睡了一夜。第二天吃罢早饭，我请姨父带着我去火车站广场去见一个人，她就是李君兰。我提前给她打了电话，告诉她我已到十堰，很想见她，我们就约定在火车站广场见面。自从她离开行业之后，我们之间一直有联系，到十堰之前我告诉她我已经晋升到B级别，姨父住的地方离火车站不是太远，大约有一公里左右。走在去广场的路上，可能是姨夫听错了，他怎么又把我领到表弟的住处，距表弟的家大约不到十米的时后，姨夫用手指着表弟的屋门说，这就是表弟的家，当时表弟一家还都未起床开门，我站在门前看了一下，发现表弟住的是原单位的房子，破旧得很像个贫民窟，凝视了一会儿，也没有敢惊动她们一家人，就悄悄离开了。
我在车站广场见到了李君兰，她还特意买了一兜水果在那里等我，并说上午一定请我吃顿饭。她已经有了一份稳定的工作，收入还蛮可以，看上去比在团队里风彩多了，显得年轻几岁，原来在行业里，为了那个暴富梦，面黄肌瘦，衣服凋蔽，青春流失，吃尽苦头。说句心里话，我见到她总有一种自惭形秽的感觉，她从行业出来，到厂里靠技术，每月拿2000多元的工资，而我跟着表弟干了几年，到了B级别，还是穷光蛋一个，不借点钱连家都回不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