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文墨之人。表弟的父亲早年入伍，七十年代初转业到湖北十堰建筑单位工作。他的母亲是我的二姨妈。姨父和姨妈二位大人都是非常忠厚善良的平民百姓，她们的姻缘促成就是当年我的父亲做的月老红娘，所以姨父与我父亲的亲密关系也善始善终，到老没有怨恨心。我们两家的亲情关系也亲密无间。直到他们一家迁往十堰，因诸多不便才来往渐疏。表弟是姨妈的长子，他小时候我的父母都非常疼爱他。
自从解放以后，我们两家在村庄上都处于弱势地位，经常受到强势家族的岐视和侵害。直到我当了基层干部和分田到户以后才开始有了好转。两家同病相怜，相处的一直很融洽，姨父和姨妈待我们一家人也很好。表弟在少年时期也是个很能吃苦的孩子。分田到户以后，当时几个弟妹都还小，他也只有十多岁，父亲又不在家。在当时生产和生活条件十分艰苦的情况下，他毅然能撑起着个多人吃饭的家庭，繁重的家庭负担和早年的磨难培养了他吃苦耐劳性格。直到1986年，根据国家政策，他们一家人通过农转非的途经才到了十堰，从此过上了城市生活。表弟后来被安排到一家市企业毛巾厂当了一名普通工人，随着年龄的增长，除了大姐一个人留在农村以外，其它几个弟妹也都先后参加了工作。
表弟在1991年过春节回来时，曾对我说他们厂里正在改制，要我与他一块去他们单位合伙承包其中一个什么单位，潜在的经济利益很大，因为我当时被调到一个乡企业任厂长不久，新厂刚建好正准备投产，所以没有接受表弟的好意，这说明表弟平时对我的还是比较了解的。同时也说明表弟在外面遇到什么好事首先想到的还是我。这次又为我操心，我无论如何再也不能辜负了表弟的一片好意。也不知道是怎么搞的，听说当时与表弟一起参加工作的人大小都混个头目当当，有的还走上了市局级领导的位置，而表弟仍然是一名普通工人，一直干到工厂倒闭下岗，也没有当过一天车间班长级别的小官，几十年连个党票也没有捞到手，在前些年入党提干并不都需要花钱送礼，只要在单位表现好，一般情况下，虽然当不了官，但成为一名**党员应该是没有多大问题的。不过这些对于表弟来说都不太重要。一个人的社会地位与他的人生起跑线和机遇有着重要的关系，但人品能力和为人处世是不可缺少的重要参数，对此我体会得特别深刻。后来表弟曾面带骄色对那我说；他在厂里历届厂长都怕他和躲着他，走路碰面都绕道避开他。我听后才知道表弟在厂里是个炙手可热的人物。对于表弟自我玄耀的所谓厉害我却不以为然，常言到；人怕不是福，人欺不是辱。古代赵国文臣蔺相如拜为上卿，位列诸大夫之右，大将军廉颇常宣言辱之，蔺相如称病不上朝与列，每与廉颇碰面，总引车避之，非怯也，是先国家而后私仇也。好在廉颇是个聪明人，赶紧负荆请罪，否则，项上的人头什么时候掉的都不知道。
我与表弟之间虽然在年龄，生活环境，甚至文化程更等存在着一定的差异，但都没有因此影响我们只间的亲情和友情。他在电话里对我讲他一年能挣三五十万元，当时我即羡慕又点怀疑，最起码不太十分相信。我从侧面知道他家当时的经济条件并不是太好，没房没车不说；自己的媳妇还在很艰辛的做着小生意。听说他母亲下世时他不愿意分担安葬费用。话又说会来，现在是充满变数的时代，乌纱易头，金钱易主，美人易怀，生死无常等都是瞬息万变的事，不能用老眼光看新问题。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百万富翁，千万富翁如雨后春笋，层出不穷，并与日俱增。也许表弟这几年真的找到了发财的机遇，我这个没有见过世面的土包子跟着表弟好好干上三年两载，沾上表弟的光，说不定能发大财。当时我在想，如果真的能靠着表弟赚到大钱，首先回家把家村庄道路整修一下，为乡亲父老办几件实实在在的事，尽可能的争取点人心，再暗中给上面当权的上点货，说不定还能在基层官场上东山再起呢，一个人只有有位，才能有为。其实我在政治上是非常幼稚的，在离开村长的位置以后，有一位退休的老干部曾语重心长的对我说；在官场上，为群众办再多的实事，不如给顶头上司办一件实事。他说；在经营一个企业之前，首先要学会经营领导，不然的话必败无疑。可惜呀，当时由于心高气傲对老干的话不以为然，后来接连栽了几个大跟头，实践证明他的话是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