偏听偏信，不顾自治党人的反对，藉口假道援鄂，派唐继尧率滇军入贵州，对自治党人、新军、哥老会分子和贵州人民进行镇压。
一九一二年二月二十九日，唐继尧到贵阳，扯出在贵阳休息三天、继续北行的幌子。于三月二日，乘黔军不备，攻占各机关。刘显世带兵占领都督府，军政府代理都督赵德全只身逃走。唐继尧的狼子野心，路人皆知。可惜自治党人内部分裂，意见不一，没有进行有组织的保卫政权的战斗；仅北路巡防统领孪立鉴率部据黔灵山抵抗，因力孤势弱，战斗了一天，三月二日夜李败逃。三月三日，唐继尧自称贵州临时都督，革命果实落入其手。这便是贵州人民称之为亡黔时期。
唐继尧掌握贵州军政权后，对贵州军民大肆血洗。首先消灭贵州武装，巩固政权。贵州新军第一标的二、三营驻南厂，被滇军包围。新军部分人突围，没有成功，被歼灭。有七、八百新军未抵抗，也被押往螺丝山下，用机枪全部残杀。全省的乡兵一律被解散，其他新军先后被歼。同时，宣布解散自治学社，取消公口，按册捕捉自治党人而杀之。自治党代理都督赵德全、社长钟昌祚、《西南日报》主笔许阁书、分社李永泰..均被杀害。滇军所到之处，流淌着贵州军民的鲜血。
刘显世在这场大屠杀中伙同戴戡、周沆、郭重光、熊范舆、何麟书等配合唐继尧主演了这场血剧。刘显世由于卖力，得到重用，被晋升为陆军少将，贵州军务处处长、军务司司长兼国民军总司令。他的第四标王文华营，唐继尧优予补充，如滇军制改为大队，王文华任大队长，袁祖铭为副大队长。全省新旧巡防营、绿营，一律改为国民军，归刘显世指挥。刘氏垂涎已久的贵州军权，如愿以偿。刘穿着将军服，神气十足地走在贵阳街头，黔人见之，人人侧目。周素园著《贵州陆军史述要》中：刘氏自洪箴(刘官箴、字铭之，又名洪魁、刘显世伯父)以来，觊觎贵州兵柄，处心积虑，谋之迨四十年，至是始如愿以偿。刘显世起家巡防，濡染既深，已不能接受新军事知识。其从兄显潜等，顽固益出显世下。然欲造成一姓世袭，如播州扬氏，水西安氏之所为。凡黔籍军事人才，或遁迹田园，或甫自外归，皆诬以与军政府有关系，捕而杀之。
一九一三年，刘显世、戴戡、任可澄、张协陆等宪政党和耆老等并不满足于已得之利，密谋夺贵州大权。唐继尧掌权后，任意扩充武力，军费开支近百万元；贵州财政入不敷出，因而激化了宪政党人和他的矛盾；刘显世、戴戡等联名密电蔡锷，请调唐继尧回滇。
一九一三年九月，袁世凯根据蔡锷电，调唐继尧回滇任云南督军。唐回云南前夕，宪政党人召开紧急会议，保荐继承人。刘显世、戴戡在滇军入黔时与唐继尧水乳相融；显世弟显治和戴久在云南，与滇人关系较深，拥他二人继唐，既还政于黔人，又都是唐的部下，不会被拒绝。这样戴戡就被任命为贵州巡按使，刘显世为贵州护军使。
滇军未行，宪政党、耆老会内部为争权产生分歧：郭重光、周沆、唐尔镛不服刘显世、戴戡分掌军政大权，要求留下部分滇军与之抗衡；刘显世、戴戡、张彭年等则密商，一面急电袁世凯，一面设宴为滇军上中下部队长饯行。唐继尧本想兼两省都督，也愿留下一部分军队在黔。怎奈袁世凯的电报公诸于世，不得已，怏怏率部起程。郭重光、周沆、唐尔镛献计不成，不便留贵阳，随滇军而走。
滇军走后，戴戡和刘显世发生冲突。戴不满足于巡按使的职权，还想进一步掌握军权─兼任护军使。他认为刘显世是乡巴佬，软弱可欺，假惺惺地对刘说：贵州地方很穷，养不了多少军队，我想护军使不必设了，你可以当全省警备总司令，全部军力只要能够维持地方就行了。刘岂是善良之辈，他同样想独揽贵州军政大权。与戴不同的是，他不像戴明目张胆地干。在当时，军政分开，刘对此并不深为理解，戴和他谈话时，他没有表态，回来召集部下商议，征求意见。大家对刘说：护军使直属中央，警备司令却属于巡按使；将来要向中央或外省说话，警备司令须取得巡按使的同意，并由他承转，大大不便，请刘不要接受戴的意见。副官长某说：舍护军使而就警备司令，无异媳妇要受双重婆婆的管辖。刘显世明确护军使和警备司令的职权后，采取果断措施，不通过戴戡就宣布就护军使职。戴戡闻之，大发脾气，骂刘违反他的意见，公开宣称说，迟早要把贵州军政大权抓到手里。
戴戡和刘显世的矛盾产生后，戴积极进行抓军权、分化瓦解刘部下的活动。当时，刘在省的子弟兵大权在王文华、袁祖铭手里，袁与刘的关系不太深，容易动摇，且是一介武夫，无甚作用；王是刘的外甥，又是刘的侄女婿，脑筋空，处事圆滑，若把王说动，夺刘的军权障碍就不大了。于是，戴从王下手。他抓住王好大喜功的特点，经常与之亲近，每周数次和王打牌吃酒，极口称颂王的才能，称王为公，奉承王说：公之未来不可限量！怂恿王不要寄人篱下，大丈夫要敢作敢为，不要妄自菲薄。戴的说项产生了相当影响，王的头脑开始发热，对刘的尊重不如从前，背后说刘一些小话，称刘叫老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