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宁城以后，周琳买了两个菜蓝子，找了一根竹扁担，扮成一个卖菜的乡下人，首先她来到他们原来租住过的望江楼叫卖。到了楼下，只见旅店大门被警察局打叉一样的贴了两张长长的封条，不用说，一定是当时那个送花来的小特务跟踪了她，尧棍子被刺以后，那小特务便报告了她与尧棍子的接触，她成了警方的嫌疑犯，于是小特务把她在这里的住宿告诉了警方，一个多月没有抓到她，便拿这旅社开刷，查封了这家旅社。
她自责，是她事不机警，受了跟踪，连累了旅社。
望江楼封了，她连个问信的地方都没有了，她好悲伤，她在心里一遍一遍地呼唤：斯任你在哪里，怎么不来见我。她埋怨自己当时报仇心太切，出此以色相作引诱的下策。她太爱陶斯任，她怕尧棍子的下流动作刺伤她的心上人，因此在一定程度上她是故意让陶斯任避开，让他返回南州地下交通站送密信。如果不避开陶斯任，有他的策应，她便不会被后来那恶人逼着跳下五峰崖，那么她就不会与心上人失散，现在她好想念他，也不知往哪里去找他。
其实此时的陶斯任正在警察局的牢房里，只是周琳无法打听到，她在宁城的大街小巷转悠了一段时间，一点音讯都没有，她绝望了。她只好离开宁城，仍去担当筹建赣南勤务处的重任。
到了赣南边界，她着手进行了与原联络站人员的联系，可是由于敌人的破坏，原联络人员已多人被捕，并且被捕人员中又出了叛徒，她已被叛徒出卖了，敌人正在到处侦缉她。在此情况下，筹建勤务处将会面临新的破坏，无奈她被迫中止了筹建任务，决定投奔到中央苏区去。
她听联络站的人说过，苏区政府有保育院，那些烈士的遗孤都是由保育院在带养着。她是周立英烈士的女儿，她是白区交通站的联络员，她有南州交通站老关的密信，宁城地下交通站被敌人查获后，有人叛变供出了联络机密，敌人在利用这一机密再设钓鱼台，诱捕**人，是她识破了这一机密，使党免受了损失，她想，只要把这一切向苏区党组织作出反映，她是会受到组织重视的，便可以在苏区参加轰轰烈烈的工农革命运动，她腹中胎儿生下来以后也可以放到保育院去抚养。
于是她辟稀径钻山区小道，躲过白区的重重关卡，来到了赣南苏区，她向组织上陈述了她所经历的一切。经过组织上的审查，她的陈述都是属实的，苏区政府接纳了她，她是知识女性，有文化又有政治根底，在工农队伍里，她显得凤毛麟角，因此，她很快得到了苏区组织上的重用，被分配到了军区教导团任政治教员。在政治上她很成熟，在军事上她则是一名学员，她从那些经过枪林弹雨出生入死的战斗英雄、基层骨干身上学到了不少的实战本领，使她很快成为了一名政治上意志坚定、军事上有过硬本领、组织上备受信任的红军战士。
在这段时间里，她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幸福和光荣。虽然她难以驱散她与心上人失散的郁伤，但是她投身工农革命的理想和志向胜过儿女情长，她为自己找到了归宿而兴奋，因此尽管她仍然日夜思念着陶斯任，但她还是感到幸福和光荣。
然而，她的这种欢快好景不长。几个月以后，苏区的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红军主力要撤离苏区，实行战略转移，要转移到哪里去，谁也不知道。这就意味着漫长的行军甚至越野奔袭在等着她，行军路上随时都会出现与敌人遭遇，前堵后追的战斗什么时候都会发生。行军她不怕，打仗她也不怕，可是她怀着身孕，腆着个大肚子她就担忧起来，她恨不得一蹦一跳的把肚里的胎儿蹦下来。可是产期未到，这生不逢时的孩子，怎么也蹦不下来，部队临走的前一天，教导团的政治处主任告诉她，考虑到她有孕在身，组织上决定让她留下来，随同留守部队保卫苏区。
红军主力走了，敌人是不会让苏区存在的，因此留下来的少数部队面临的将是敌人对他们的残酷清剿。就在红军主力离开苏区一个月之后，国民党调动了二十多个师的几十万部队，包围了**的中央苏区，他们气焰嚣张的叫嚷着要掘地三尺，将**留在苏区的部队斩草除根，不让苏维埃政权死灰复燃。
在敌人的大兵压境之下，不久苏区的所有县城相继论陷，留存下来的红军部队也陷入在敌人的重重包围之中，并且损折大半。为了保持力量，红军留下来的部队分九路向赣南，湘南，闽西，闽赣，赣奥等地突围，周琳被编在向赣南突围的游击大队这一路。
敌人对红军留守部队的清剿是十分残酷的。几十万敌军在红军突围的路上重重设卡，拉网式搜山，使红军突围部队常常只能昼伏夜行，一有动静敌人便蜂拥而至，迫使红军留下来的部队或转移隐蔽或冒死突围。
在一次突破封锁线以后的越野行军途中，周琳所在的那支小部队受到了前方一股强敌的堵截，这时后有追击，前有堵截。周琳和所在的部队被迫绕进一个山谷里隐蔽起来，准备天黑以后辟稀径再转移出去。
夜幕降临了，敌人的追剿部队也跟了上来。他们发现突破封锁线以后的红军部队并没有通过前方的堵截，便在这小山谷周围打着火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