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信有所谓不用刑罚的纯仁的治世，《用刑》说；“俗儒之徒，闻周以仁兴，秦以严亡，而未觉周所以得之不纯仁，而秦所以失之不独严也”。他认为当时是哀世薄俗，若弃刑而专用仁政，就好比“盘旋以逐走盗，揖让以救灾火”，无益而有害，所以在《用刑》中葛洪也承认，从治国的角度看，道家的主张高则高，但用之则弊，“可得而沦，难得而行”。
在用人观上，葛洪发展了曹操等人重才智、较德行的思想，提出了“明光仁后，明居仁上”的新理论，认为单有德行而无才智的人不能算是人才。“仁”或“不仁”应以有无明智来判断，如商汤取代夏桀、武王伐纣，虽然“不仁”，但其行为顺天应人，是明智的，所以也是可以的。葛洪主张用人应以才智为主，德行为辅，必要时可以“舍仁用明”，他在《仁明》中甚至认为“莫不有仁心，但厚薄之间”，“奸臣贼子犹能仁矣”，这种主张与孟子“人皆可为尧舜”的思想具有一致性，同时它也是对魏晋时期重德轻才的人才观的否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