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人唯贤”的改革，为选拔下层优秀知识分子提供了极好的机会。这无疑是异常高明的创举，对后世中国影响深远。但这也触动了门阀大族的利益，为日后门阀大族的反叛埋下了祸根，有时候过于超前开明的举措也不是什么好事……
科举制的创立是封建选官制度的一大进步：冲破世家大族垄断仕途的局面，起到抑制门阀的作用；扩大了官吏的来源，为大批门第不高的庶族地主知识分子参政提供了机会，“大者登台阁，小者任郡县”；科举制把读书、考试和做官紧密联系起来，提高了官员的文化素质；科举取士把选拔人才和任命官吏的权力，从地方豪门世族手里集中到中央政府手里，大大加强了中央集权，有利于政局的稳定。因此，这一制度为历朝沿用，影响深远。
大业三年隋炀帝颁《大业律》。改州为郡；改度量衡依古式；改官制，设五省、三台、五监、十六府等。杨广修订了法律，主要是对隋文帝末年比较严酷的法律进行了改革。“炀帝即位，以高祖禁网深刻，又敕修律令，除十恶之条。凡五百条，为十八篇。五刑之内，降从轻典者，二百余条。诏施行之，谓之《大业律》。”《大业律》，没有再修订，《唐律》就是依照着《开皇律》与《大业律》修订的。
陕西师范大学历史系胡戟教授说：“秦始皇做过的事，他（隋炀帝）多半也做了，但是他没有焚书坑儒；我们还可以说，隋炀帝做过的事，唐太宗多半也做了，但是唐太宗贞观时代远不及他大业前期富庶，然而，秦始皇、唐太宗都有“千古一帝”的美誉，隋炀帝却落了个万世唾骂的恶名。”
《剑桥中国隋唐史》这样评价隋炀帝：“儒家修史者对炀帝道义上的评价的确是苛刻的，因为他们把他描写成令人生畏的典型的“末代昏君”。在民间传说、戏剧和故事中，他的形象被作者和观众的随心所欲的狂想大大地歪曲了－－人民生活在一个无节制地使用权力、有豪华宫殿和享有无限声色之乐的世界中，只能产生这种感情上的共鸣。在中国的帝王中，他绝不是最坏的，从他当时的背景看，他并不比其他皇帝更加暴虐。他很有才能，很适合巩固他父亲开创的伟业，而他在开始执政时也确有此雄心。”
尽管ArthurWright说：“（杨广）既被视为典型的亡国昏君，在一大团歪曲的历史记载和传奇性道听途说之下，今人即想窥测此人的真实性格，至多也只能瞥见其一二。”但是他所建立的功业是不朽的，大运河、科举制度无不影响深远，造福于中华。
建立天朝体系：大业三年，启民可汗来朝入贡，尊隋天子圣人可汗；大业四年，倭国主多利思比孤第三次遣使入贡；大业五年，吐谷浑等西域诸邦向隋帝国称臣进贡
从此影响中原王朝一千五百余年的天朝体系就此开始，直至清廷甲午战争的失败。
隋炀帝造京杭大运河有功，但是他太耗费民力，每次一召一百万人民，男的没了召女的，民心惶惶：后来他又费了大量民力，造大船南游，这是他后来灭亡的导火索之一。
隋炀帝晚年，既没有像陈后主那样做个长城公，也没有把带在身边的毒药派上用场。大业十四年（618年）三月，炀帝见天下大乱，已心灰意冷，无心回北方，命修治丹阳宫（今南京），准备迁居那里。从驾的都是关中卫士，他们怀念家乡，纷纷逃归。这时，虎贲郎将元礼等，与直阁裴虔通共谋，利用卫士们思念家乡的怨恨情绪，推宇文述的儿子宇文化及为首，发动兵变，宇文化及逼缢隋炀帝。这个雄心勃勃的帝王，死后连个像样的棺材也没有用上，由萧后和宫人拆床板做了一个小棺材，偷偷地葬在江都宫的流珠堂下。后陈棱集众缟素，为炀帝发丧，备仪卫，改葬于吴公台下，衰杖送丧，恸感行路。唐朝平定江南后，于贞观五年（631年），以帝礼改葬于雷塘（今扬州市北15公里雷塘南平冈上，南距吴公台10里）。
隋炀帝在位14年，在短短的14年中，他创造了别人难以创造的丰功伟绩。但是，隋炀帝不关心人民疾苦，视百姓如牛马。他留给后人一些所谓的帝王功绩，但是人民的反抗就是对这些所谓的功绩的最好评价。历史告诉我们，什么开疆扩土，什么世界帝国，什么万国来朝，什么无比宏伟的基础建设，那些东西只能哄得外国人一时惊奇，但最终不过浮云而已。人民是否有活路才是一个国家的立国之本。
隋炀帝失败的地方是用民过重、急功近利，太想建立伟业了。三驾辽东不仅消耗了大量自己的主力军队，而且给人民带来了沉重的负担。主要是兵役太重。本身修建大运河就伤民太重，损伤国体。一系列开疆拓土的战争，也同样消耗了大量的人力物力。隋炀帝因过分自信与轻敌，导致第一次征高丽的失败，并陷入战争泥潭。致使不满的士兵发动兵变。人民也为逃避沉重的负担纷纷起义造反，为大隋王朝的覆灭打下了伏笔。但大隋是有能力平定起义、叛乱的，这一点可以从他的手下李渊的军队后来平定叛乱可看出。
隋炀帝杨广是中国历史上名声最差的皇帝之一，这和后来编写史书的人的观点有关，加上对他的谥号\"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