己，幸福是不是来得太快了点，我真的准备好了吗？
接下来的几个月里，我一直以书信的方式与方怡姐传递着思念之情，而她则不厌其烦地向我描述着怀孕后她的感受和心理变化，总之生活中的点点滴滴，都成了联络我们感情的纽带。我相信她在我心里已经有了举足轻重的地位，我对她的感情在日渐加深。
每每想到与方怡姐在一起的那十天时间，我都会心潮澎湃，心底的欲望就难以抑制，只好在夜深人静的时候，跑到浴室里，用自WEI的方式来排遣生理上的需求。那段时间，只要是女的在我面前经过，我都会把她联想成方怡姐，然后想象着与她做AI时的体位和节奏，最后只得跑到厕所里自我解决。
我知道这样下去总不是个办法，就以方怡姐怀孕为名，向领导递交了请假单。不过那时候舰队刚好搞演习，所有人员一律不准请假，因此我的请假单就被领导锁进了他的抽屉里。好不容易到了国庆节前夕，演习才陆续结束，我的请假单终于被批了下来。
一天以后，当方怡姐在我面前出现时，却把我给吓住了。方怡姐已不是半年前我所看到的那样苗条秀气，风姿绰约，原来的瓜子脸如今像一只充足了气的皮球，滚圆滚圆的，满脸尽是妊娠斑；柔顺飘逸的长发被理成了齐耳的短发，失去了往日的光泽；而宽松的长外套，却难以掩饰她那臃肿、邋遢的体态。
那天夜里，我和怀孕近五个月并同样忍受着性饥渴的方怡姐做了三次。我们的性饥渴得到了缓解，却惊动了方怡姐的胎气。第二天早上起来，方怡姐的体下见了红，等我把她送到医院时，孩子小产了，后来医生跟我们说，是个女孩。当时我们俩都很伤心，也很懊悔。秦岚阿姨和我岳母赶到医院，也很难过，不过她们一再地安慰我们，说“你们还年轻，等方怡养好了身子，再要孩子也不迟”。
我父亲和我岳父得知消息，两个人连夜从南京赶了回来，把我拉到病房外面臭骂了一顿，才解了他们心头的怨气。特别是我爸，就差拔枪毙我了，“小子，老子这次先原谅你一次，你给我听好了，下次再有这样的事发生，老子直接拿枪毙了你。”
等长辈们都离开病房以后，我才把方怡姐抱在怀里，哭着对她说：“姐，对不起，都是我不好，我是个混蛋，姐，你打我吧，你狠狠地打我吧。”
方怡姐伸手抹着我的眼泪，凄厉地笑着说：“安安，你别哭了，一个巴掌拍不响，这件事儿姐也有责任，孩子没了，我这几个月的辛苦就白费了，还好我们还年轻，以后肯定还会有孩子的，等过年的时候，你再回来，到时我们再要一个。”
孩子没了，可我和方怡姐的感情却更深了。不过，方怡姐却一直没有怀孕。两年以后，“史无前例的文化DA革命”开始了，当时我已经是东海舰队的一名电讯科长，在基地拥有了自己的家属宿舍。第二年为了躲避外面的纷争和动乱，方怡姐作为随军家属，把工作调到了舰队基地的资料室，从此，我们夫妻俩才结束了三年的两地分居，真正拥有了一个属于我们俩的家。
相比民间的“文攻武卫”“造反”“批斗”，我们舰队倒成了“世外桃源”，虽然那些政治学习是免不了的，但是由于我们处于沿海前线，故舰队的备战和训练依然还能正常进行。我们电讯科是舰队的“千里眼”和“顺风耳”，监听和甄别着海峡上空那些复杂的电波，一刻也不敢放松。
那些年，方怡姐也去部队医院看过很多专家，得到的结论是，她可能不会再有孩子了。对于这样的结果，我们只有黯然接受。记得当时方怡姐哭着对我说：“安安，我们离婚吧，你再去找一个年轻点的女孩子，让她为你生儿育女吧。”
“姐，你说什么胡话呢？我怎么会和你离婚呢？你不能生孩子，又不是你的责任，错在于我，有孩子固然好，但真的没有孩子，我们也不需强求和自责，坦然地接受这个现实。”我搂着方怡姐，深情地安慰她说：“从今往后，我们两个人就携手同行，要开心地面对生活，能陪着你慢慢变老，那也是一件很浪漫的事。”
我们本来以为，两个人这样平静地过一辈子就得了，“执子之手，与子偕老”，这也是很多人梦寐以求的事。然而，几年以后我们国家发生的一件大事，再一次把我们的生活，推到了崩溃的边缘。
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我父亲和岳父当年在四野的老首长，我们国家的副统帅竟然叛逃出国，折戟蒙古国的温都尔汗，制造了震惊世界的“九·一三”事件。此后，全国掀起了一轮新的政治运动，并波及到了军队，而四野的老部队则首当其冲。
我岳父平时说话犀利，是个眼睛里揉不得半粒沙子的人，在军区政治部，岳父是个敢于向一些陋习和恶劣作风“放炮”的人，自然会得罪很多人。运动刚刚开始不久，岳父就被“隔离审查”，让他交代当年老首长的所谓“叛变”“怕死”“不服从命令”的证据材料，岳父实事求是地就当年的“四平之战”为老首长说了几句公道话，随即就被当做“叛党叛国集团”的成员，撤消了一切职务，被投入了监狱。
作为四野老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