卓在长安被王允、吕布设计除掉，牛辅也死于乱军。董卓的追随者此时分布于各地，听到这个消息，人心惶惶。偏偏王允偏执劲上来了，定要斩草除根，对李傕、郭汜、樊稠等一帮人下了“杀无赦”的指令，大伙儿心一凉，决定就地解散。贾诩及时阻止了大家：“你们单独出逃毫无疑问是自投罗网，即便是一个手无寸铁的亭长也能擒住你们。现在我们必须形成合力，杀向长安，一路上还可以收编人马，还要亮出旗号‘为董公复仇’。假如能成功，以后就可以‘奉国家以征天下’（见《后汉书?董卓传》）；就是不成功，再逃走也不迟。”董卓手下是土豪出身，思维简单，就靠着李儒、贾诩两个算无遗策的主，现李儒已死，贾诩自然被奉为“圭臬”，李傕等人对他言听计从。只用了半个月时间就杀到长安，干掉王允，赶跑吕布，夺得大权。
表面看，贾诩这番话是为李傕考虑，要这帮人团结协力拧成一根绳，实则有他的打算：其一，李傕等人纵然不是方面大员，凭一身武功行走乱世应当不成问题，贾诩则不然，文弱书生一个，单独行动，若再次遇到如氐人那样的叛乱分子，只怕没有第二次的好运可以蒙混过关，他必须跟着“大部队”行动；其二，贾诩蛰伏十余年，为了就是一朝得意，投靠董卓已被证明是错误的选择，但至少目前情况还没到无法挽回的境地，若就此落单，对于一个四十来岁的中年人来说，几乎就提前宣判了“死刑”，贾诩当然不愿意一错再错。从这件事上足可见贾诩的心思缜密。
只是，贾诩高估了李傕等人的自制力，这帮土匪走投无路之际被人点明一条活路，两眼放光，如饿虎扑食般杀入长安，哪里还顾念什么人伦大义，兽性爆发，逢人就杀，把长安城生生闹了个血雨腥风。裴松之在为《三国志》这段故事作注的时候，对贾诩提出过严厉批评：“致使厉阶重结，大梗殷流，邦国遘殄悴之哀，黎民婴周馀之酷。”好容易才平灭了董卓之乱，就因为贾诩一句话，祸乱再起，国家有灭亡之险，人民有屠戮之灾，贾诩之罪，罪大恶极，“自古兆乱，未有如此之甚”。裴松之的点评有些夸张，但从贾诩进言的初衷来分析，他人性之中最大的一个特点即是：谋己优先，15年时间跨度，让贾诩的人生观和价值观还保留在凉州边境的汧县。在这里，笔者突然阴险地联想到了某位大哲的名言：不流血怎么叫革命？其实无论是董卓、李傕，还是王允、吕布，追究他们是否有革命意识不太重要，他们最清楚的是要想保住自己，杀点人算什么？想必贾诩的思维也和他们是一脉相承。
待到长安的局势稳定下来，李傕封赏有功之人，考虑到贾诩当初替他们确立过战略总方针，慷慨地授予其侯爵。贾诩推辞说：“这不过是救命之计，谈不上大功。”李傕觉得过意不去，又想封他尚书仆射，贾诩再度礼让：“这个职位太重要了，是百官的典范，受天下人景仰，我只是个草根出身的人，名不正言不顺，不足以使人畏服，就是接受了这个职位，我也对不起朝廷。”甭管这番话是虚情假意还是肺腑之言，贾诩还算知道些好歹，知道见好就收。李傕只好改拜贾诩为尚书，负责中央选举工作。于是，贾诩在“献诡计”之外，又展示了自己行政业务方面的能力，他把战乱前一些被遗忘、废止的政策条款给恢复了，安排让官员各司其职。李傕等人对政务一窍不通，都放手让贾诩办，难免被触及到一些私人利益，贾诩照章办事，李傕也不好说个“不”字。事实上，这正是贾诩的过人之处：在大原则不变的情况下，不断改变甚至是颠覆一些行为，用事实和舆论保护自己。换句话说，贾诩的“大原则”是“谋己”，但他的“谋己”不在赤裸裸地掠夺和占有，而在“因势变通”搞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