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卓放弃了洛阳，联军“勤王”的基本目的已达到，但汉献帝依然在董卓手上，诸侯们又各自打着小算盘，气势已如强弩之末。最终，矛盾在一个临界点上集中爆发，向相反的方向发展——一场场的窝里斗开始了：袁绍驱逐了冀州韩馥；陈留太守张邈看不惯袁绍的嚣张，与曹操结盟；兖州刺史刘岱与东郡太守桥瑁不合，前者怒而杀后者；河内太守王匡因大义灭亲杀了董卓派来劝降的人——自己的妹夫，从而导致亲族愤恨，他们找到曹操帮忙把王匡除掉；袁术则因为汉献帝的废立问题上与袁绍发生争执（袁术拥护献帝，认为小皇帝便于掌控；袁绍则想立汉朝宗室刘虞，树立权威），撕破脸皮。就连本不在联军序列里的公孙瓒，也想在北方和袁绍分一杯羹——从这里也可以看出，以上发生的“内讧事件”大多与袁绍有关，这个联军的总盟主着实是一个不安分因素，“伐董”一事的功败垂成在很大程度上需要追究袁绍的责任——袁绍与公孙瓒较劲这件事被已逃到长安的董卓知道了，老董乐得坐山观虎斗，李儒却说：“这两个人也算是当今豪杰，现在你死我活的厮杀，对您来说其实不划算，因为不能为您所用！当下之计，应该假借天子诏书去安抚二人，让他们握手言和，他们必定对您感恩戴德。”可见，李儒对文韬武略，甚至统战关系方面都深有研究，在三国早期的谋士中，可谓独树一帜。事实也证明李儒这一招的效果：平息了河北的纷争，在一定程度上也挽回了董卓的舆论形象。
尽管如此，舆论的反对声音依然不绝，董卓在长安实行恐怖政策，杀了一批人，剩下的转而搞起了“地下活动”，这里面的领军人物是司徒王允。
王允出身在山西太原的望族（与唐朝大诗人王维血脉相承），天资聪颖，文武全才，为官正直，曾得罪过大宦官张让，一度被下狱治罪，后被国舅何进营救。董卓入洛阳后，王允先后担任太仆、尚书令，最后任司徒。在他的仕途中，皇帝的权威是最重要的，应当用生命去呵护，是正统的儒家思想。但是，王允不是一个愚忠的人，在董卓用暴力和屠戮控制朝政的时候，他首先想到的是“韬光养晦，保存实力”，表面与董卓虚与委蛇，甚至放弃一些原则问题尽量迎合，在背地里却组织力量筹划着除掉董卓。但有一点，他是不主张贸然行动的，要做就要“一次性成功”，这也是他不同意鲍信在董卓进京之初就杀掉董卓的原因，至于曹操行刺，那只是一次小概率事件，何况他自己也丢了一把宝刀（奇怪的是，闻名于世的七宝刀竟不为董卓所知，由此可见，此公在边陲呆得太久，有点不食人间烟火了，否则王允难逃干系），估计当王允得知曹操行刺失败而献刀后，也吓得半死，之后再也不敢轻易出此下策。王允联络“杀董”的对象包括：司隶校尉黄琬、尚书郑公业、羌校尉杨瓒、执金吾士孙瑞等人，但是这些人虽然有杀董的决心和士气，却缺乏足够的勇力和机会，王允还需要一个“关键先生”。
这个时候，都亭侯吕布与董卓发生了矛盾——这段故事千百年来已被演绎得荡气回肠，英雄与美人，就像两类生活在不同时空中的生物，要么不相遇，最好不相见——老董在凤仪亭扔出的那只戟既捅破了因为“名利”而勉强糊在一起的“父子关系”，也让自己在黄泉路上做了一次加速运动。
实际的故事却没这么有戏剧性，吕布因与董卓婢女有染，成天担惊受怕；而董卓因为另外一件小事则对吕布玩了投掷游戏。吕布的情商估计和罗贯中差不多，二人一致认为：这只戟是为女人而来的。当两件无关的事被当事人硬扯在一起，激起了他心中熊熊怒火。王允不是貂蝉的干爹，他不关心吕布因何而恨董卓，他只知道这是个机会，因此三言两语就把吕布的立场给说动了。
吕布“反水”这件事自然不会逃过李儒的眼睛，他敏锐地意识到这是一件亲者痛仇者快的事，赶紧劝说董卓“赐以金帛，好言慰之，自然无事。”不管貂蝉其人是否真的存在，我们相信吕布与婢女有私情一事，假设为李儒所知，以他的智商，必定会建议董卓“舍女子，而慰壮士”。不过董卓这个猪头，关键时刻头脑短路，他同意了以“金钱换和平”，却拒绝以“美人换英雄”。《三国演义》上，老董表示：“我和吕布是父子，把服侍我的女人又送给他，不太合适。”李儒急了：“您可不要色迷心窍！”董卓这时也烦了，冷不丁扔出一只妙句：“要是把你的老婆送给吕布，愿意吗？”李儒被噎了个结结实实，的确，哪个男人愿意主动为自己戴绿帽？不过这句话用在这里，却是一百八十个的不对劲，究竟哪里不对？李儒用一句话还真说不清楚。彻底心凉的李先生，不禁仰天长叹：“吾等皆死于妇人之手矣！”这话是不是很熟悉？对，多年以后，陈宫在下邳被围时对着吕布也说过，这“父子俩”的脾气秉性还真是一样，难怪可以说翻脸就翻脸，也算一对奇葩。只可惜了李儒和陈宫，这两个“绝世智囊”，成为“红颜祸水”的“炮灰”。
董卓被杀后，按照惯例要追究余党。《三国演义》写的是，李儒既没逃也没畏罪自杀，而是称病窝在家，被家奴绑了来见王允、吕布，落了个身首异处。这似乎于理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