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卓长年镇守凉州，与洛阳方面往来不多，他的底细当时极少有人知道，至少昏聩的国舅何进不清楚；只善于把事情弄糟的世家子弟袁绍、袁术也是糊涂虫；朝廷重臣王允、杨彪老成持重，只求能守住东汉皇室的血脉，余者则万事好商量。倒是一些中下层的官员敏锐地觉察出了董卓的狼子野心，在董卓尚未进京时，侍御史郑泰就告诫何进：“董卓是一条豺狼，招入京城是要吃人的。”尚书卢植由于镇压黄巾起义时曾与董卓有过共事，也说：这个人“面善心狠；一入禁庭，必生祸患。不如止之勿来，免致生乱”，何进一概不听。
董卓的运气特别好，在去洛阳的路途中遇到了躲避“十常侍之乱”的皇帝刘辩和陈留王刘协，这也成为他能迅速上位的资本。就这样跟着皇帝回洛阳吗？不，董卓反其道而行之，将大兵屯在城外，每日白天带铁甲骑士入城，大模大样，横行街市；夜晚把人马又带出城外；次日故技重施，如是多次，弄得不明真相的群众更加不明真相：董卓到底有多少人马？这种使诈的伎俩，董卓这样的“大老粗”多半想不出，十有八九应是李儒出的主意。
这时，朝廷内外的有识之士多少还是看出一点端倪，后军校尉鲍信来见好友袁绍，说“董卓必有异心，可速除之”，袁绍担心投鼠忌器，没同意；鲍信又来见王允，王允属于“慢热型”，他也知道老董不是个好东西，但转念一想人家毕竟是打着“勤王”的旗号来的，名正言顺，再说也并没有做出篡逆之事，杀他没有理由，于是说“且容商议”。鲍信是“愤青”的秉性，见无人采纳自己的建议，干脆率领亲信逃走避祸。
时局稍有稳定，董卓那颗不安分的心便开始躁动，妄想行废立之事——这是阴谋家的本性，很正常。但李儒的看法比他更深远，他提到一条“今朝廷无主，不就此时行事，迟则有变矣。”接着他建议第二天就在皇宫温明园中安排一次“鸿门宴”，召集百官，让大家表态：同意废立的生，不同意者死。李儒还说：“威权之行，正在今日。”此“威权”与现在我们讨论国际局势提到的“威权”不太一样，更多的是一种剥离开的政治行为，而非体系，即“挟天子以令诸侯”。很多研究三国的人把这当作曹操的首创，其实这个策略最早是在曹操于兖州拓展地盘时由谋士毛阶提出的，毛阶的原话是“夫兵义者胜，守位以财，宜奉天子以令不臣”（《三国志．魏书．毛阶传》）。但是，在这之前，李儒对于“威权”的论断其实算得上是毛阶的“思想起源”，说得再远一点，李儒的这套把戏是也是脱胎于春秋时期齐桓公、晋文公称霸诸侯的伎俩。这是闲话，本文暂且不提。
毛阶、李儒的观点尽管如出一辙，仔细琢磨，二者产生的背景还是有明显区别。
毛阶见曹操时，曹操正值事业起步阶段，人员单薄、地盘狭小，属于“吃了上顿担心下顿”的状况，毛阶提出“奉天子以令不臣”更多的是一种远景规划，意思是你只要照着这个思路做就一定会成功，不过这需要时间成本。而李儒为董卓进言时，无论皇权、军权、行权，对董卓来说都近在咫尺。另外的一点，李儒洞悉董卓的核心竞争力只有武力，其他所谓人品、学识、才艺几乎为零，要想事业成功，只有把优势最大化。
于是，在温明园中，董卓和朝臣们上演了一出“议会恶斗”的闹剧。或许是大家都极为鄙视这个暴发户，董卓刚说出“废立”二字，荆州刺史丁原就闹将起来。这时候，李儒充分显示了他审时度势的能力，站出来劝阻“今日饮宴之处，不可谈国政；来日向都堂公论未迟。”
丁原是个急性子，按理董卓是主人，被你一通咋呼把宴席搅黄了，没怪罪你也算你命大，丁原倒好，干脆来了个兴师问罪，唯恐天下不乱。这个时候，“三国第一勇将”吕布出场了。
此人的武力如何了得我们就不说了，反正弄得董卓愁眉苦脸、唉声叹气。虎贲中郎将李肃献计：用同乡之谊前去说降吕布，因为他太了解这个家伙了，典型的见利忘义。但前提是需要董卓的赤兔马作为觐见礼。董卓这时候多了一个心眼，担心事没办成，马也丢了，便问计李儒。李儒明白这是己方扭转不利局面的唯一办法，于是斩钉截铁地告诉董卓：“老板您的目标是全天下，既如此，一匹马去换取天下，太值了！”此时的董卓对李儒很是信任，当即让李肃把赤兔马给吕布送去，就这样，“三姓家奴”终于实至名归。
通过温明园宴会，董卓在百官中树立了自己说一不二的权威；杀丁原，收吕布又扩充了实力，李儒觉着表面工作已经做得差不多了，宜“快刀斩乱麻”，催促董卓早行废立大事。
于是，这一年（公元189年）的九月，董卓废汉少帝而立陈留王刘协（即汉献帝），并自封太尉、拜国相，跃居三公之首。看似“一人之下，万人之上”，董卓的权力实际已远远超皇帝，独享“赞拜不名、入朝不趋、剑履上殿”等特权。
在废立过程中，反对声音不少，袁绍当时还是一个热血青年，直接在朝堂站出来申斥董卓，董卓一向是暴脾气，也顾不得形象与袁绍对骂，彼此问候着各自的佩剑。按董卓的一贯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