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处，他也会严厉的呵斥指正。这种自由的教育方式正是父亲性格的体现，他最讨厌千篇一律的东西，他喜欢新奇的事物，喜欢将不同的东西聚集在一起，所以他希望他的儿子们可以自由发展，希望我们在不同的领域内都能有所成就。
我原本喜欢的正是诗赋文章，我喜欢《诗经》，喜欢《楚辞》，喜欢《乐府》，喜欢宋玉，喜欢司马相如，喜欢杨雄。我为那些瑰丽多姿，琅琅上口的文字着迷。我能从这些名家的作品里感受到他们各异的人格魅力，文章以气为主，所谓气，便是人的先天禀赋气质，气不同，文风自然不同。我喜欢从这些风格各异的文风中去体会那些作者的情感，仿佛能与他们隔空神交一般。
但是现在我强迫自己放下这一兴趣爱好，转而去攻读那些枯燥的经义史书，因为我知道再好的文章也不能祝我成就大事，反而会让我迷失，沉浸在那充满感性的思绪当中。而作为一个立志削平乱世的人，需要的是理性，需要的是从那些蕴藏着哲学智慧和过往经验的书中汲取养份。
我最近在读三部书，《申子》、《韩非子》和《商君书》。
《申子》就是申不害的著作，《商君书》是商鞅的著作，《韩非子》自不必说，三者同为先秦法家大成之作。也许有人说，自暴秦以后，法家学术不是也背上了残暴的恶名，被抛弃了吗？其实不然，就我知道的历史走势，法家学术从来没有被抛弃过，反而是发扬光大，只不过是改头换面，假借他人名义而已。自秦而至清季，中华两千年的帝制，莫不是以法家学术为基础建立的王朝。但凡有异想天开者，想走他法，最终都是惨淡收场。如果说，儒家在思想层面上影响了中华两千余年的话，那么法家就是在政治运行上操控着王朝的更替。
高祖皇帝以灭亡暴秦而得以立汉，初入咸阳之际，废除繁琐的秦法，约法三章以收买人心，那只是权宜之计，得天下后，大汉的章程律令，几乎与秦一般无二，只不过变法为律，换个称呼罢了。
孝武皇帝之前，朝廷标榜黄老，与民休息，可在治国理念上简陋无比的黄老之术焉能治理天下？翻开《皇帝四经》，对比一下申不害的《申子》，便会发现，汉初诸位大贤不过是假托黄老，行的依然是法家之实。真正笃信黄老的只有窦太后而已。正是有了汉初数代重农桑、充仓廪、修兵甲、削诸侯的积累，才有了孝武皇帝之时大汉威加海内、四方征伐的赫赫武功。
孝武皇帝更是运用法家学术的集大成者，比之秦始皇帝有过之而无不及。他的武功毋庸赘言，他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手腕更是在践行法家学术，那就是让天下只有一个声音发出，一个帝王希望发出的声音。当然这个声音绝不是那些儒士们想要的声音，董仲舒之流不过是被利用了而已。
当然，大汉的法和先秦的法是有区别的，那就是以商鞅、李斯之法为基础，融合孔、孟的仁义和墨翟的宽厚而成的一种新的治国方式，这种方式沿用至今，必然还会被后世尊奉。从这个角度上说，秦是帝制的创始人，但却未使这个制度深入人心，声名狼藉，而大汉却是帝制的完善者，把其完全的合法化，让天下子民欣然接受，奠定了中华两千年大一统的基石。
然而，不论多么伟大的人也不能让事事都按照自己的意愿发展，皇帝概莫能外，自汉初至今，虽然历代皇帝陛下都希望有一个统一的治国理念，将儒法完美的合一，但还是分成了两派意见，更重视法家还是更重视儒家。二者在大政方针上尖锐对立，缠斗不休，而至今日。
今日之天下，诸侯混战，从深层次而言就是这两派之间的一场总决战。在原本的历史上，我做出的选择现在看来是错的，如今我要从新选择。
我读着“万乘之主，千乘之君，所以制天下而征诸侯者，以其威势也”的句子，陷入沉思。
原本历史上曹魏的失败，归根结底是因为我代汉而立吗？肯定不是！乱世英雄谁不想当皇帝，王朝兴衰，大位更替，汉已失去了天命，由我来当皇帝这没有错！
想当皇帝没有错，错的是我那时没有当皇帝的威势。外有刘备、孙权对峙，内有父亲留下的骄兵悍将未抚，我为争储费尽心机，却少有恩威加与群臣，如要称帝，没有威势，只能借势。借谁的势？只能借那些被父亲压制的世家大族的势，我要当皇帝，他们要出头，于是一拍即合，这些人把我捧上了帝位。
借来的势终究不是自己的，有借有还，借来的是支持，还回去的是江山，司马氏篡权的时候几乎是毫不费力。
无怪乎始皇帝说“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韩非果然是惊才艳艳的绝世天才，他说唯有法、术、势三者合一才是王者之道。而我只有术，论及权术诡诈我不弱于人，却没有势，所以才给子孙留下了一个外强中干的朝廷，被人借鸡生蛋，立国四十余年而亡。
欲成大事，必先威势加身！
威势，是权势、人心！
得人心无权势就是前期的刘备、得权势失人心则是已死的董卓，都不算掌握了势。
我揉了揉有些发胀的脑门，放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