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为彼攻击之具，肆行诽谤，余无别说。报馆体裁，果如是乎？我昆仲集股开创《大同报》，本为广开民智而设，岂应为此伤风败俗之事乎？举此报馆昆仲破费昆仲血汗之财，陷本堂于不仁不义之名，我实羞之。
在当时的形势下，洪门的分化是不可避免的，因为洪门已经不再是建立在“反清复明”的虚拟理想上的政治组织，或者说，这种虚拟理想经过年深日久且日渐变味的发酵，该到了理念上吐故纳新的时候了。在新的历史时期，它不可能再以陈旧的政治理念作为何去何从的依归，它不得不在保皇和革命两者间做出抉择。也就是说，保皇派和革命派的到来，给了它理念上吐故纳新的机会。不管做出哪种抉择，是选择保皇，还是选择革命，都意味着洪门在新世纪伊始的首次脱胎换骨。颇为有趣的是，在过去的岁月里，华侨社会没有办法改造洪门，而只能受其控制。到了这时，“外来”的保皇派和革命派却改造了洪门。换一个角度来看，在保皇会栖身于美国华侨社会以后，在几乎所有的方面都接受华侨社会的影响，而只有洪门是个例外：是保皇会改变了洪门，而不是相反。当然，孙中山革命派更是改造了洪门，使它与时俱进地走上了一条全新的道路。诚然，这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在1910年代，无论保皇派还是革命派，都没有也不可能把所有洪门都聚纳在自己的旗帜下，对保皇和革命，洪门只能以一个自己的分裂，并分别跨向两个对立的团体，来表明跟旧包装、旧理念告别。不幸的是，这种跨越虽然是时代的进步，但却是在痛苦的分化中完成的。事实上，对洪门来说，跨越与分化是一对矛盾的双胞胎。在这个意义上，跨越带来了分化，分化也带来了跨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