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平民百姓的服饰，受胡服的影响最为强烈。他们将胡服中窄袖紧身、圆领、开衩等因素吸收到原有的服饰中来。汉族贵族也在胡服的基础上加以变化，方法是将其长度加长，加大袖口和裤口，改左衽为右衽。
此举也间接减弱了华夏民族鄙视胡人的心理，增强了胡人对华夏民族的归依心理，缩短了二者之间的心理距离，奠定了中原华夏民族与北方游牧民族服饰融合的基础，进而推进了民族融合，促进了秦汉时期全国各民族大一统局面的形成。赵武灵王“胡服骑射”的实施促进了各地区，尤其是中原汉族与边地各少数民族间的经济、文化交流。
汉人因为胡服劳作方便而穿上胡人的服饰，胡人因汉人的服饰飘逸而穿上汉人的服饰。胡服骑射导致了中原华夏民族与北方游牧民族的服饰融合，也缩短了赵人、胡人心理上的胡汉差异，胡人开始从感情上亲近赵人。西周末年，********激化，华夷之辨渐兴。至战国之世，东方各国已经形成一种崇尚中原文化、贬斥戎狄之俗的华夷观，这使经济文化本就落后的周边少数民族在心理上更加自卑。
武灵王实行“胡服骑射”，身穿胡服进行教化，自然被胡人视为对其最友好的表示，开始从感情上亲近赵人。胡服令下达后，林胡王献马，楼烦王致其兵，这两个赵国的强敌归顺了赵国，起到了化敌为友的巨大功效。它转变了民风民俗，振奋了精神，凝聚了人心，促进了民族向心力、国家凝聚力的形成。后来北魏孝文帝改革实行与汉族同化政策，禁胡服胡语，表面上与赵武灵王的“胡服骑射”相反，实际上却发端于由其形成的胡人对汉族及其文化的亲近感。
正是这种亲近感，促成了之后的民族大融合，匈奴、鲜卑、羯、氐、突厥、契丹、党项等曾在我国历史上繁盛一时，甚至统治过中国的民族反而融化入汉族之中。这种民族向心力、国家凝聚力的形成，直接促进了秦汉全国各民族大一统局面的形成，成了中国历史大统一占主导地位的精神动力，可以说是中华民族最终能够融为一体的重要精神支柱。
这边赵国等六国纷纷想方设法增强实力，而六国的最大对手秦孝公在任用商鞅变法，带来秦国大治之后，终于在公元前339年败给了时间；孝公死后，其子驷立为秦王。之前被商鞅变法侵犯了利益的贵族们，纷纷到他面前投诉，而新的秦王驷刚刚即位，不好太过伤害自己的立身之本——贵族阶层的支持，于是商鞅失去他变法改革的最强有力支持者。不久后，秦王命车裂商鞅以平息保守派的怒火，而他得到的实惠是变法得以继续实行了下去。
在秦王驷即位的第十三年，秦国继齐、魏之后，开始正式称王，他便是秦惠王。秦惠王比起其父更为雄才大略，开始广揽各国贤才为己用，张仪便是此时入秦为相。成为相国后的张仪便向秦惠王献计，力主攻伐韩国：“下兵三川（黄河、洛水、伊水一带），以临二周之郊，据九鼎，按图籍，挟天子以令诸侯，以建王业。”而大臣司马错则力主伐蜀一带，惠王听从了他的建议。
之后从公元前316年开始，秦国连灭巴、蜀，国家益加富强。再然后，秦便大举攻伐赵，夺得赵国的中都、安邑等地；又出兵攻楚，取得汉中..到公元前311年秦惠王去世时，秦国版图已东扩至今宜阳、渑池西部。
秦惠王的儿子荡即承王位，号秦武王。秦武王却不喜欢张仪，张仪只得离秦去魏，担任魏国相国一年后郁郁而终。张仪走后，秦武王拜樗里疾为右丞相、甘茂为左丞相，此时的他在听说张仪病死后，却反而想起了张仪曾经的建言，便对樗里疾道：“寡人生于西戎，未睹中原之盛。若得通三川，一游巩、洛之间，虽死无恨。”樗里疾对答：“王之伐韩，欲取宜阳以通三川之道。然而宜阳路远而险，劳师费财，魏赵必出兵助韩，因此，此事断然不可。”秦武王又问甘茂，甘茂回禀道：“请让我出使大梁，约魏相助。”武王顿时大悦，便命甘茂出使魏国，魏王则许诺助秦出击。
甘茂与樗里疾素来不和，生怕樗里疾从中阻挠魏秦合作，便先派副使向寿回奏秦王，而甘茂自己则滞留于息壤等消息。秦武王得到回奏后亲至息壤，甘茂面见武王，禀道：“宜阳为县名，其实是个郡。攻伐宜阳，山高路远，必将是一场旷日持久的大战。过去有个与曾参同名同姓的人，他杀了人，先后有三个人告诉曾参之母其子杀人，最后曾母不得不信，逾墙走匿。我没有曾参之贤，大王对我的信任没有曾母对曾参的信任度高。如果我率军攻宜阳，久攻不克，而朝中大臣诋毁我，大王也必然对我生疑。”武王道：“寡人不听人言，愿与你盟誓！”于是，君臣歃血为盟，藏誓书于息壤。
秦武王回到咸阳，遂发兵五万，命甘茂为大将，向寿为副将辅佐，进伐宜阳。宜阳城是韩国最重要的西部屏障，韩国在战国中后期的领土由三部分组成，即上党、南阳、新郑三地，而宜阳是联结三地的枢纽。同时宜阳也是二周的门户，宜阳与东、西周一起成为秦东进的障碍，因故韩国在宜阳布下了重兵，周王室也暗中相助。
公元前308年，即秦武王三年冬，甘茂兵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