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需凭借过去经验，遇到新事，就想过去有什么经验可以依循。
像孔子就喜欢援引古代权威周文王和周公来支持自己的学说，这对后世韩愈等许多哲学家有较大的影响；而墨子与儒家争辩，援引比周文王周公更古老的夏禹；孟子为能凌驾墨家之上，往往援引尧舜，传说中比夏禹更古老的圣王；道家为能胜过儒家和墨家，请出伏曦、神农等三皇五帝比尧舜更早几百年..
法家是先秦各思想流派中最后出现的一派，他们认为，每个时代的变化都有其不得不变化的原因，因此只能现实地对待当今世界。认为古代的人民比较淳朴，只是当时物质条件的低下所造成的，古代人民的品德未必普遍高于当代人民。
认为，“人民少而财有余，故民不争。……今人有五子不为多，子又有五子，大父未死而有二十五孙；是以人民众而货财寡，事力劳而供养薄，故民争。”韩非子还对守株待兔的故事做了评价：今欲以先王之政，治当世之民，皆守株之类也；“是以圣人不期修古，不法常可，论世之事，因为之备。”商鞅也提过：“世事变而行道异也。”在政治制度上，法家主张郡县制。在统治思想上，法家主张以刑罚，愚民和权术治国。在法家思想体系中将法律的作用描述为：
1、“定分止争”：也就是明确物的所有权；其中法家之一慎到就做了很浅显的比喻：“一兔走，百人追之。积兔于市，过而不顾。非不欲兔，分定不可争也。”意思是说，一个兔子跑，很多的人去追，但对于集市上的那么多的兔子，却看也不看，这不是不想要兔子，而是所有权已经确定，不能再争夺了，否则就是违背法律，要受到制裁。
2、“兴功惧暴”：即鼓励人们立战功，而使那些不法之徒感到恐惧；兴功的最终目的还是为了富国强兵，取得兼并战争的胜利。
3、“好利恶害”：法家认为人都有“好利恶害”或者“就利避害”的本性。像管子就说过，商人日夜兼程，赶千里路也不觉得远，是因为利益在前边吸引他。打渔的人不怕危险，逆流而航行，百里之远也不在意，也是追求打渔的利益。有了这种相同的思想，所以商鞅才得出结论：“人生有好恶，故民可治也。”因而，法家将“好利恶害”得人性与国家富强结合起来，用赏赐、刑罚诱使、驱使人们“耕”、“战”、“告奸”，凡是生产粮食多的、杀敌有功的、揭发违法犯罪的，都可以得到官爵、田宅，任何人，不论出身如何，只要努力按照国家的法令去做，就可以得到富贵荣华，而国家也就富强起来了。
由之，我们可以得出法家的管理智慧了：
1、制定法律：“法者，编著之图籍，设之于官府，而布之于百姓者也。”法的作用是约束百姓的行为；而君王拥有权势可以惩罚违法之人，可以奖赏顺服王法的人，通过赏罚来督促百姓的理论依据是人性趋利避害。
同时韩非子还补充道：“夫圣人之治国，不恃人之为吾善也，而用其不得为非也。恃人之为吾善也，境内不什数；用人不得为非，一国可使齐。为治者用众而舍寡，故不务德而务法。”圣人治国的方法，不是依靠人人为善，而是使人人不作恶。一国之内为善的人不计其数；使少数作恶的人不作恶，国家便能太平。君王治国，是依靠众人的力量并使（那小部分作恶的人）去除恶。所以，（治理一个国家）不要老是着眼于提倡好的道德，而应致力于建立（那管理少数作恶者的）条文。据此推论，君王只需掌握法律，以法治民，社会就会天下太平，而只以宣扬好的道德教化来治理国家是徒劳的。
2、循名而责实：这是法家对“正名”的解释。君王需要有一套驾驭臣子的权术，而担任一定职务的官吏有责任去完成其职务所要求的各项工作；君王的职责是把某项名义的职务授给某人，这项职务所要求的工作已经在相关法律中明确规定，君王只关心某个官吏是否恪尽职守，至于怎样完成工作要求，是臣子本身的事，不需要君王指导。
君王要做的只是：完成任务有赏，完不成任务受罚。关键是君王如何选择合适人去担任某项职务。“为人臣者陈而言，君以其言授之事，专以其事责其功。功当其事，事当其言，则赏；功不当其事，事不当其言，则罚。”这样，能者居上位，无能者淘汰。
3、总的说来，法家并不寄希望于通过教育将大众改造成新人。而是通过从实际出发，制定法律，配以君王的权术与威势，统治臣民。
法家的管理智慧，主要在于“管控”二字，这一点落实到企业管理中，主要价值在于帮助管理者们制定相关制度；但从最新的管理学研究来看，单纯的“以法治企”，对于最大化员工的主观能动性，是有抑制作用和负面效果的。我的建议是：用法家的严谨来制定规则、同时用人性化的执行来软化其负面效果，最好是“宽严相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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