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法家：
法家是中国历史上研究国家治理方式的学派，提出了以法治国，法是通过具体的刑名赏罚来实现的；其范围涉及法律、经济、行政、组织、管理的社会科学，涉及社会改革、法学、经济学、金融、货币、国际贸易、行政管理、组织理论及运筹学等；与其他诸子百家主要研究的哲学及宗教最大的不同是，法家的研究范围属于社会科学。
法家主要代表人物有李悝、管仲、子产、申不害、商鞅、韩非子、李斯、桑弘羊、王安石、张居正、严复、梁启超等，他们主张社会变革、强化法制；根据中国历史划分的法家理论，主要发展为春秋诸侯国在私有产权下的市场经济和重商主义理论，这一派以管仲为代表；和战国秦汉的君主制中央集权国家下的公有制计划经济理论，这一派以商鞅为代表；而战国末期的韩非子是较为公认的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
我们一起来看看法家几位主要代表人物辅佐国家的成就：
先看春秋时期的法家人物管仲，他辅佐齐桓公，推行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和重商主义政策，此举为齐国获得巨大财富，兵不血刃而成为春秋五霸第一霸，管仲的传奇经历中最著名的是尊王攘夷下的“右石壁谋”。
他先让齐桓公带着一块齐国特产的“彤弓石壁”觐见周天子以表衷心，并劝说周天子各诸侯国应都带这样的石壁来觐见，不然就视为叛逆；各诸侯只能满载“黄金珠玉、五谷、彩布”到齐国购买“彤弓石壁”，而齐国则对石壁大幅提价，因此发了大财。同时，他还提出“尊王攘夷”的口号来为各国的行为包装，这事得到了孔子的大加赞赏，《论语》中记载：“子曰：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
后世以这一事件标志着春秋开始，在之后齐国多次类似操作，对周朝的礼乐制度造成巨大冲击，齐国逐渐成为春秋第一位霸主，管仲则以第一位法家代表出现在史书中。
随后是越国的范蠡，他推行经济调控手段，米价低时国家按基准价购粮，以米价上升到基准价时停止；米价高时国家按基准价抛粮，以存量抛光为止。从而达到平抑物价、调理市场的目的。可以说，这是行政手段（看得见的手）调整社会经济秩序的最早范例之一。
还有郑国的子产，他在郑国进行内政改革，颁布相关法令，包括整理田制，整顿贵族田地和农户编制，建立土地私有产权登记系统，按田亩征税等等；子产使用二百斤铁铸造一个鼎器，把新制定的刑书铸在鼎上，放置于王宫门口，让百姓都知道新刑法；继而管控百姓，而这就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刑鼎”。
到了战国时期，商鞅重“法”，在秦国崛起中起到了重要作用；而申不害则重“术”，为了防备大臣操纵权力、玩弄法柄，申不害建议最高统治者必须用术，君主应以“独视”、“独听”、“独断”的手段来实行统治。他认为，“独视者谓明，独听者谓聪。能独断者，故可以为天下主”，君主“方寸之机正而天下治，故一言正而天下定，一言倚而天下靡”。君主个人的言论和主张可以决定国家的兴亡，表明了专制独裁主义的思想。
而慎到则是法家中强调“势”治的一派，主张君主可以“握法处势”，“无为而治天下”。他从“弃知去己”的观点出发，提出“大君任法而弗躬，则事断于法矣”。他以法为最高准则，提倡“官不私亲，法不遗爱，上下无事，唯法所在”（《君臣》），强调“法”必须和“势”相结合，把君主的权势看作行法的力量，所谓“贤智未足以服众，而势位足以缶贤者”，但同时他又认为国家的存亡并非全由君主一人的力量所决定。“亡国之君非一人之罪也，治国之君非一人之力也”。他承认“法”也不是一成不变的，提出“守法而不变则衰”。
最后是战国末期的韩非集秦晋法家思想之大成，将“法”、“术”、“势”三者糅合为一，又吸收道家思想，将法治理论系统化。他主张加强君主集权，剪除私门势力，“以法为教”，厉行赏罚，奖励耕战。在韩非子之前，法家分三派：一派以慎到为首，主张在政治与治国方术之中，“势”，认为权力与威势最为重要；一派以申不害为首，强调“术”，强调政治权术；一派以商鞅为首，强调“法”，侧重法律与规章制度。而韩非子认为“不可一无，皆帝王之具也”，明君如天，执法公正，这是“法”；君王驾驭人时，神出鬼没，令人无法捉摸，这是“术”；君王拥有威严，令出如山，这是“势”。可以说，到了他这里，法家真正形成了较为完善可行的思想体系。
法家的历史哲学观相对于其他哲学流派完全是一种全新革命的观点。儒家、道家、墨家三家虽然思想主张各有不同，但都具有一种共同点，即人类社会的黄金时代在过去，而不在将来。自古代的“黄金时代”以来，历史在逐渐退化，因此，人的拯救不在于创新，而在于回到古代。这就是三家的“历史退化观”。
三家的这种观念，来源于中国依循过去经验的传统思维方式；古代中国人大多是农民，农民通常被耕种的土地所束缚，很少外出旅行。农民种地，按时令变化耕耘种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