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去啊！”前贵笑嘻嘻地走了。妇女突然明白了，气得连连打骂：“你这个老东西，怎么不死啊！”
改革开放之后，农村的日子稍微好了一点，家里开始有了电视，电视上的节目也越来越丰富，偶尔也会有一两个暴露的镜头，一家人在一起看挺不自然，前贵站起来就走，他老婆说：这老头今儿个怎么正经起来，不好意思了，前贵眼一瞥，说：不是，我得找眼镜，看不清楚啊！等李前贵戴着眼镜认真琢磨电视的美女时，又不由自主地发出一声感慨：哎，没赶上好时代啊！
李前贵实际上赶上了好时代，就这么个成天一嘴笑话的闲人用了不到几年的时间就发财了。
发财的经过很简单，他的一个侄子在文化大革命之前被推荐到省里的钢铁厂上班，现在做了科长。官不大，权不小，厂里每年需要采购不少工人用的手套，而李前贵就到工人跟前买便宜的报废的手套，在以新手套的价格卖给厂里，厂里在发给工人，工人在卖给前贵，前贵再卖给厂里，前贵通过这么一反复，就赚取了差价，当然利润很高，不过李前贵在几个车间主任跟面也花了不少钱，现在他在这个厂里的路铺的很平坦，钱赚得轻松异常。
回到家的前贵开始拎起了皮包，穿起了皮鞋，穿起了厚实的中山装。人要衣裳马要鞍，这走路腰都直不起来的小老头，经过这么一收拾，还像个那么回事，气派不亚于乡长的。有钱之后开始有了派头，说话慢条斯理，也不喜欢和妇女们在一起闲扯。家里也经常有人吃饭，他就端坐在上方，招呼着各式各样的客人。村里的事情他一般不怎么过问，但是什么村长、书记的却经常和他商量，他也抹不开，发表一些建设性的意见和建议，大家都觉得他见多识广的，很多事情说得都有道理。对他很佩服，不过他心里清楚，许多事情找他，主要的目的不是让他拿主意，而是让他拿钱，村里不是修路就是架桥，没什么难的，要难得话只有掏钱最难，而他只要掏钱的话，事情就好办多了。
不是他比别人格外能干，只是因为他口袋里比别人更加厚实罢了，是他的钱让他更加有面子。所以，一旦他有了钱之后，他就必须口袋里永远有钱，他不敢设想一旦他掏不出一分钱的日子。
不能发生的事情还是发生了，侄子在钢铁厂里犯了事，就一个小科长，居然在家里查出了几十万。面对一堆雪青色的百元大钞，科长没有作任何的争辩，也没有供出其他人，叹了一口气，拍了以下儿子的肩膀，就进了号子，财产被没收了，房子也被贴上了封条，法院的公章在封条上显得异常鲜艳。前贵丢了一些钱给侄媳妇，就再也没有去省城，他的生意彻底断了。
乡长找到了他，让他能不能领头办个什么厂，政府可以给予一定的倾斜政策。前贵看着一家人只出不进，心里也有点发慌，就答应了。政府的倾斜不过是给他提供了一个原先破旧的厂房，前两年可以不收租钱，前贵觉得也挺好。于是招兵买马，在附近招了两十个小姑娘，办起了球拍厂，专门做羽毛球拍的。女孩的工资不高，李前贵根据外面的经验，给他们发的是计件工资，多劳多得。工人们的干劲很高，一开始势头很好。李前贵也以为自己这次真的能把生意做大做强了，他对别人称他为厂长感觉也挺好。这个厂子只办了半年，第二年就歇业了，原因是断了销路，货物堆得挺高，但是没有人买，据说是质量不过关，没有通过验收。一帮小姑娘就知道多生产就能多挣钱，后期的球拍子质量太差，没法用，别人只能退货。李前贵不这么认为，后来李前贵总是把原因归结在一袋茶叶上。春茶上市的时候，他买了几袋新茶，准备跑跑门子。那天也不凑巧，刚好来了一个干事，要了半斤回去。第二天，乡里的经委开会，经委主任看到新茶，顺便问了一声茶叶是从哪儿来的，干事说是李厂长给的，经委主任当时就不高兴，所以，球拍被退货的时候，经委主任没有帮他斡旋，厂子也就倒了。
李前贵的理论很简单，做生意就是这样，你要是规规矩矩做生意，根本就没有利润可言。球拍存在质量问题，他自己实际上也知道，但他更知道，塞个三千五千给买方的采购员，就不会有问题。这次也一样，经委主任只要肯帮忙，他会度过难关的，但是，他反反复复地求这个主任，还是没有结果，只能回来把工人的工资一发，卷起铺盖回家了。
站在空荡荡的楼房里，李前贵第一次觉得自己也完全地空了，他的全部所有只有这么一个空荡荡的楼房和一个絮絮叨叨的老太婆，女儿早就出嫁了，儿子也在外面铁路上上班，几年才回来一次。
李前贵经常会怀念一无所有的日子，就拿着一把铁锹，悠闲在田地里干活，有事没事扯个闲蛋，逗逗年轻的小妇女。但是就这么几年，田地早已荒芜了，他事实上也不会再下田了。村子里的人见到他也不会和他有多少交往，至少说很少有什么贴心的人，真正的朋友。没准都在背地里在看他的笑话呢？自己一把年纪当时中了邪似的，要做什么厂长经理，自己的老本足够把自己包到死的，可半年不到就只剩下几台破旧的机械了。他倒是问了一下，这些机械真要卖的话只能当废品，只能买个两千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