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法等新出道法对灵宝斋法的影响是两宋时期道教大量编造职司、法印的根本原因。天心正---法重“北极驱邪院印”。世间法师以“北极驱邪院”为仿效的对象，编造了“考召院”、“灵官院”等职司，并制成“考召院印”和“灵官院印”等印章。雷法盛行于世，也成为道教法印频繁增加的诱因:
天台续编灵宝法，新起“璇玑法”、“青玄左府法”，其类不一。前后所撰印篆，不计其数，难以备言。如天心法用“(北极)驱邪院印”，乃正一之枢要也。考召诸术，千途万派，莫不总乎驱邪院也。世乃厌其称名，常俗多易。“考召院”、“灵官院”之类极多，亦以其额为印。若雷法名称、印篆，迩来又其繁冗。殊不知，运雷霆于掌上，致风雨于目前，亦不必印多，而后可行也。18
显而易见，“北极驱邪院印”可以总括诸阶考召法，行诸阶考召法只用“北极驱邪院印”即可，不必无端增衍“考召院”、“灵官院”诸印。金允中力图为道教的职司、法印制度正本清源，这一举动着实有维护道教斋醮仪式主流传统之义。然而，道教斋醮仪式主流传统的维护，并不是通过扼杀新法这一简单的途径能达到的，终究还必须借助“古典”与“世法”二者的辩证统一来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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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道设教”的提法，出自《周易》的观卦彖辞：
中正以观天下。观盥而不荐，有孚顒若，下观而化也。观天之神道，而四时不忒。圣人以神道设教，而天下服矣。
观卦由宗庙的祭祖典礼而讲到政治教化，所以彖辞用“神道设教”进行概括。“观盥而不荐，有孚顒若”是观卦的卦辞。盥是敬酒灌地以降神的仪式，祭礼以此为盛[1]；荐则只是向神位献笾豆等物的小礼仪[2]。按照彖辞作者对观卦的理解，百姓看到国王在宗庙祭祖中举行盥的隆重典礼，从而对神道产生敬信[3]。宗庙祭祖符合天之神道，四季没有差错。圣人于是根据神道制立教法，使天下百姓服膺之，达到有序的治化。
从这里看，神道是“天之神道”，表现为四季循环等自然秩序。圣人制立敬天祭祖的礼仪，将天之神道彰显出来[4]，意义在于实现人道教化。换言之，“神道设教”是沟通天道与人道的中介，它一方面要符合天道之“固然”，另一方面又要引导人道之“当然”。天道之“固然”是无形之理，“神道设教”是有形的显现，人道之“当然”则是以神道显现天道的根本目的。稍后的贲卦彖辞接着说：
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天文与人文对举，是天道与人道有所显现的表象。通过这种表象，不但可以对幽微的天道和人道有所体认，而且可以将无形之道化为有形之文，从而达到教化成俗的目的。可见，人文是以道化俗的途径。
天文与人文对举，是天道与人道有所显现的表象。通过这种表象，不但可以对幽微的天道和人道有所体认，而且可以将无形之道化为有形之文，从而达到教化成俗的目的。可见，人文是以道化俗的途径。
所谓人文化成，在春秋战国之前，是通过以祭祀为主的礼仪制度去实现的。《左传》成公十三年：“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宗庙之祀、兵戎之祭，被看作武功文教的头等大事。《礼记·祭统》说：
凡活人之道，莫急于礼。礼有五经，莫重于祭。
是故君子之教也，必由其本，顺之至也，祭其是与!故曰祭者，教之本也。
祭是古礼，居五种礼仪之首。祭祖作为一种宗教活动，在礼仪文化的大系统中发挥着重大的作用。其所以能发挥这样的作用，则在于祭礼与政教、风俗浑然一体。欧阳修说：
由三代而上，治出于一，而礼乐达于天下；由三代而下，治出于二，而礼乐为虚名。[5]
三代以前的社会，礼乐与政教法规都寓于风俗民情之中，既未尝分裂，自然也就不存在矛盾和对立。因民情而成风俗，因风俗而形成自然的礼仪节文和法规，所以礼乐政教虽然简单，却能达到高度的和谐大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