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为，天是人的主宰，“天亦有喜怒之气，哀乐之心，与人相副。以类合之，天人一也。”(《春秋繁露·阴阳义》)就是作为哲学的自然观，也是“天人合一”的观点。
孟子讲的“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孟子，尽心上》)，是天人合—‘观点的开端。孟子的所谓性，就是人固有的本性，如“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等。所谓心，就是思维器官：“心之官则思，思则得之，不思则不得也，此天之所与我者。”(《孟子·告子上》)所以，尽心便能知性，知性也就知天了。但孟子没有明确提出天人合一。
《易传》讲“人与天地合德”思想。云：“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镕，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乾卦·象传》)又说，“后以裁成天地之道，辅相天地之宜。”(《泰卦·彖传》)
阴阳家更将天象和人事挂在一起，讲“天人感应”：这种观点影响至深，至今中医、气功、宇宙全息论等以此为基本理论。
但是，在天人合一思想贯穿的齐鲁文化当中也不乏天人相分、人定胜天的能动精神。其代表人物是荀子。《荀子·天论》云：“天有其时，地有其财，人有其治，夫是之谓能参。舍其所以参而愿其所参，则惑矣，”明确天人之分，提出“制天命而用之”、“人定胜天”的光辉思想，强调人的能动作用。这种思想在古代是难能可贵的，里面充满了辩证、唯物精神。对后世影响至深至大。
五、“民贵君轻”的民本精神
“民贵君轻”思想是孟子首先提出来的。《孟子·尽心下》：“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这是民本主义发展到战国时代极激进的口号。其实，民本主义并不是形成于战国，在春秋时期已形成一种思潮，影响了诸子思想，最早提出的“以人为本”的是管仲，齐国诸子都是管仲的信徒，自然都是人本主义者。然而鲁国的儒、墨在“重民”、“爱人。”方面，更加激进，理论也更系统。孔子的仁学思想体系，就是在民本思想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仁者爱人”，是对人本主义的最高概括。“民贵、君轻”是对人本主义的一种激进的注脚。(略)
六、厚德仁民的人道精神
“人道”是相对于“神道”来讲的。“神道主义”以神为本位，把人放在被神支配的被动地位，是没有独立人格的。如“夏道尊命、事鬼神而远之”；“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礼记·表记》)人在神面前是奴隶，奴隶是不被当人看待的。人道主义是以人为本位，强调人的价值，尊重人的独立品格，维护人的尊严和权利，一句话，把人当人看待。把人当人看待，在中国始于西周的“敬天保民”，或“敬德保民”，二者意思一致，重点在“保民”。“德”和“天”也不分。因为周人还不是人道主义者，仍然重天讲命，只是鉴于殷亡，看到了奴隶的力量。至春-秋奴隶解放运动中，人本主义形成之后，古典人道主义才真正形成。
人道精神，是齐鲁文化的灵魂和核心。齐鲁文化是围绕“人”这个核心展开的，因此，我们把齐鲁之学概括为“人学”或“仁学”。也就是说，齐鲁诸子百家，无不高举人道旗帜，把人作为治国的根本。如管、晏主张富民、利民、顺应民心，因民之俗，从民之欲，稷下先生基本遵循管、晏思想，稍变形式，而本质一样。墨家的兼爱、非攻、非命、节葬、贵义、兴利，“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墨子·非乐上》)，无不从“人”出发，为人谋利益，为劳动人民谋利益。因此，无不放射着人道精神的光辉。当然，人道精神体现最突出、理论最系统的还是儒家，孔于是当时、甚至是中国古代最光辉的一面人道主义的旗，他创立的儒家文化体系称为仁学体系，也就是人学体系。他那“仁者爱人”的命题，是人道精神的最高体现。孔子比管、墨高明，似乎他突破了阶级的、种族的、国家的、地域的局限，把“人”作为一大类来看待。他的“爱人”，是“人类之爱”，这和他的“有教无类”是一致的。
当然，对孔子其人其思想是有争议的，特别是在极左思潮铺天盖地的“**”时期，孔于是被彻底打倒的“伪君子”、“复辟狂”、“没落奴隶主贵族的总代表”、最大的反动头子、历史的罪人。他的“爱人”被说成是只爱奴隶主贵族，只爱没落奴隶主阶级，他的“爱人”思想成了非人道的东西，首在批倒之列，就连“人道”一词也被当作资产阶级的东西，没人敢提。至于“人类之爱”就更不用说了，那是违背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点的。但是我们说孔子的“仁爱”是讲的“人类之爱”，是从孔子思想的实际出发的。孔子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不懂什么阶级观点，提出“人类之爱”是不足罪、不足怪的。在当时，我们只能说是难能可贵的。至于孔子对“爱人”的论述，他的“仁学”思想体系，本书有专篇论述，在此无法也无须展开，人们对孔子“爱人”思想的种种看法和争论，已是学术界熟悉的问题，不说也会知道。我们只说：“人道”思想是齐鲁文化的核心思想，人道精神是齐鲁文化